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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金融时报：父亲警告子女不要挑战遗嘱，他们仍然告上法庭
格雷厄姆·米尔斯（Graham Meares）在2012年订立遗嘱时，没有把主要遗产留给三名关系疏远的成年子女，而是将位于霍巴特郊外、价值 31.45万澳元 的一栋木板房留给妹妹艾琳·弗林特（Eileen Flint）。
至于儿子和两个女儿，他只留下了一辆价值1.2万澳元的旧款霍顿Calais轿车，由三人平均分配。遗嘱还特别规定，任何一名子女只要对遗嘱提出异议，就将一无所获。
但米尔斯于2021年去世后，三名子女仍然挑战遗嘱。他们根据法庭文件声称，父亲没有为他们的“适当生活维持和经济支持”作出充分安排。
塔州最高法院今年2月就“史密斯、史密斯及伯克诉弗林特案”（Smith, Smith and Burke v Flint）作出判决。结果令米尔斯的两名子女失望，第三名子女则取得了一场小胜利。
这宗案件也打破了多个有关父母去世后，成年子女可以获得多少遗产的常见误解。
遗嘱争议不断增加
虽然本案涉及的金额不算高，但案件所反映的问题，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现象。
Nevett Ford律师事务所遗嘱及遗产事务专家梅利乌纳斯（Andrew Meiliunas）表示，家庭供养索赔近年来持续增加，成年子女是人数最多的索赔群体。
他认为，遗嘱争议日益普遍，是“社会、经济及人口结构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梅利乌纳斯说：“财富水平上升、家庭成员之间经济差距扩大，以及现代家庭结构日趋复杂，都为遗产争议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Fox & Staniland律师事务所董事兼遗产争议律师阿布拉莫维奇（Wal Abramowicz）表示，澳洲每个州和领地都有自己的法律，规范死者遗产的管理。
这些法律包括有关“家庭供养（family provisions）”的具体规定。“家庭供养申请”是挑战遗嘱的正式法律名称。
当一个人挑战遗嘱时，法院会考虑多项关键因素，包括遗产的规模和性质、申请人的经济状况，以及申请人与死者生前的关系。
父母是否负有为子女提供财产的“道德责任”，也可能成为考虑因素。不过，一般来说，如果子女已经年满18岁、身体健全，并且有工作或被认为有能力养活自己，法院通常不会认定父母仍负有这种道德责任。
但对于未成年子女，梅利乌纳斯表示，“父母的供养责任处于最高水平，而且几乎不会受到质疑”。
他说：“父母应当为尚无能力独立生活的子女作出适当安排。”
米尔斯的遗产案发生了什么？
在格雷厄姆·米尔斯的遗产案中，他的三名子女都已年过40。三人向法院提交证据称，父亲与各自母亲分开后，他们在童年时期与父亲接触有限。
不过，塔州最高法院副法官戴利（Michael Daly）驳回了儿子布伦丹·史密斯（Brendan Smith）和女儿内里莉·伯克（Nerrilee Burke）提出的供养不足索赔，因为两人的净资产状况与父亲去世时的遗产规模大致相当。
如果成年子女被认为有能力养活自己，法院通常不愿推翻遗嘱中的安排。
但戴利裁定，米尔斯的另一名女儿娜塔莎·史密斯（Natasha Smith）患有严重疾病，收入和资产都十分有限，因此父亲没有为她作出充分安排。法院下令从遗产中额外拨出5万澳元给她。
梅利乌纳斯表示，米尔斯遗嘱中规定“任何挑战遗嘱的人将一无所获”的条款不具法律效力，“因为这类条款试图排除法院依法行使的管辖权，而设立这种管辖权，正是为了保护家庭成员”。
1. “继承遗产是与生俱来的权利”
正如本案所显示，成年子女不会仅仅因为死者是自己的父母，就自动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
任何订立遗嘱的人，都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分配遗产。成年子女若要成功挑战遗嘱，必须证明自己确实有经济需要，或者父母对其负有某种未履行的道德责任，而不能只是因为没有获得预期遗产而感到失望。
阿布拉莫维奇说：“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订立遗嘱。如果你不想把财产留给家人，也完全可以这样做。你可以把遗产留给慈善机构、朋友，甚至是昨晚在酒吧刚认识的人。”
“一个人原则上可以自由决定遗嘱内容，但每个司法管辖区都有法律规定，如果合资格人士没有获得充分供养，他们可以对遗产提出索赔。”
阿布拉莫维奇表示，法院近年对遗产案件作出的判决，越来越能反映社会对这类问题的看法。
他说：“在新州近期的一些案件中，法官对提出家庭供养申请的子女并不慷慨。有些子女认为，父母有义务给他们一栋房子，再留下一笔足以维持生活的资金，但事实并非如此。”
“对于身体健康并且有工作的子女，法官可能会视遗产规模，给予他们一点经济帮助，例如拨出20万澳元协助他们起步。但这笔金额可能远低于子女原本期望从一笔庞大遗产中获得的数目。”
2. “关系疏远会决定能否获得遗产”
“史密斯、史密斯及伯克诉弗林特案”显示，父母与子女关系疏远，或者父母在子女童年时期没有提供经济支持，都不足以迫使父母在晚年或去世后作出经济补偿。
梅利乌纳斯说：“过去的忽视，或者童年时期缺乏经济支持，并不会自动产生获得赔偿的权利。家庭供养制度并不是为了补偿不愉快的成长经历，或所谓的‘痛苦与折磨’。”
他还表示，即使成年子女在父母去世时与父母关系疏远，也不一定能够推翻父母在遗嘱中表达的意愿。
同样，关系疏远也不会自动终止父母的道德责任。在本案中，法院裁定：“娜塔莎与父亲关系疏远的事实及其性质，并没有终止父亲为她作出供养安排的道德责任。”
戴利在判决中指出：“娜塔莎的需要，来自其健康和医疗问题所造成的困境、有限的经济能力，以及不稳定的居住状况。”
不过，两人的疏远关系确实影响了娜塔莎最终获得的金额。戴利写道：“娜塔莎与父亲之间关系欠佳，限制了法院可以合理认定为充分供养的金额。”
梅利乌纳斯表示，“如果亲子关系破裂是由子女造成的，这可能会减少其获赔金额，甚至导致索赔失败”。
阿布拉莫维奇补充说，如果亲子关系中曾经存在暴力行为，也可能成为额外考虑因素。他提到另一宗案件，一名父亲将全部遗产留给女儿，没有留给儿子任何财产。
法院最终没有推翻这份遗嘱，尽管女儿一生积累的资产比父亲还多，而儿子不仅患有健康问题，甚至无家可归。
阿布拉莫维奇说：“这个儿子显然有实际需要，但他的申请仍然失败，因为法庭证实，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极其恶劣，甚至曾经袭击父亲。”
3. “遗产再少也值得打官司”
阿布拉莫维奇表示，如果遗产规模不大，除非申请人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否则法院通常不会重新分配资产。
本案中，法院获悉，米尔斯的遗产总值为32.7万澳元，包括土地、房屋及屋内物品，以及价值1.2万澳元的汽车。
阿布拉莫维奇说，法院通常会将成年子女的经济能力与遗产规模进行比较。
他说：“假设你是死者的子女，银行账户里有1亿澳元，但遗嘱没有留给你任何财产，那么没有法院会再从遗产中分一部分给你。”
因此，梅利乌纳斯表示，如果索赔人的净资产高于死者的遗产总值，通常不建议提出索赔。这是遗产诉讼律师普遍采用的一项经验法则。
梅利乌纳斯还指出，“规模不大的遗产，可能会被诉讼费用大量消耗”。
他说：“面对一笔小额遗产，我们经常会提醒当事人，最后最大的受益人可能是律师。”
4. “年代久远的遗嘱已经过时”
米尔斯自2012年9月后便没有更新遗嘱，距离他去世已有约九年，但这并不影响遗嘱的效力。
梅利乌纳斯说：“遗嘱不会仅仅因为年代久远而失效。法律效力与内容是否仍符合当前情况，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遗嘱的年龄本身不会削弱其效力。”
布伦丹告诉法院，自2012年以来，他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有所增加。随着父亲身体逐渐衰弱，他也曾负责照顾父亲。
布伦丹还作证称，在这段时间里，父亲曾经告诉他，想把房产留给子女，“以弥补他们年幼时，自己没有在经济或情感上照顾他们”。
但梅利乌纳斯表示，口头承诺不能凌驾于正式遗嘱之上。
他说：“父亲曾经表示想把房产留给子女，这可以作为相关背景，但这种说法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效力。”
不过，梅利乌纳斯指出，某些情况可能构成例外：“如果某人合理地依赖一项承诺，并因此遭受损失，这项承诺可能具有法律执行力。一个典型例子是，某人因为相信家族农场将来会留给自己，多年来一直无偿在农场工作。”
清楚说明意愿有助避免争议
阿布拉莫维奇表示，为了消除歧义，父母如果打算不把遗产留给成年子女，应该详细说明不留钱或资产给他们的原因，并把相关文件交由律师保存。
为了进一步减少风险，越来越多律师会要求遗嘱订立人通过录像解释自己的意愿。如果日后有人提出索赔，这段录像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订立遗嘱的人和考虑挑战遗嘱的人也应该注意，法院诉讼程序是公开的。家庭矛盾一旦公开，不仅可能令人难堪，也可能进一步破坏家庭关系。
来源：
https://www.afr.com/wealth/perso ... way-20260527-p6018j
Updated Jul 22, 2026 – 8.47am, first published at 5.00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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