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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重生” ——蜜三郎人物形象分析（大江健三郎）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08-9-22 21:37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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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生涯来说，1963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头。在这一年，他的长子大江光出世了。给这位28岁的青年作家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婴儿的头盖骨先天缺损，脑组织外溢，虽然治疗免于夭折，却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大江健三郎还去广岛参加了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有关调查，走访了许多爆炸中的幸存者，可以认为，这两件都与死亡相连接的事给这位作家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恼和极为强烈的震撼，使他把小的“死”（残疾病儿大江光的死的威胁）与大的“死”（全人类所面临的核武器爆炸的死的威胁）联系在一起，认为死亡的危险正经常性地显露出来。这种思考又使得作者在生活中不得不时时意识到死亡，并且将这种生活态度自觉不自觉地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具有较浓厚的人道主义倾向。就其文艺特色而言，在更成熟地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心里现实主义﹑意识流﹑变异怪诞风格等）的同时，充分运用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把现实与虚构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代表作有：《个人的体验》（1964）《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本文将结合其对于边缘意识在创作中地运用及人类生存困境与心灵解脱的主题谈一谈《万延元年足球队》中“蜜三郎”这一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

大江经常把故乡称做“峡谷里的村庄”。大濑确实藏在山谷里，村前有小田川河流过，四周则环绕着茂密的森林。大江在这里长到１５岁，“峡谷村庄”经验可以说就是他孩提时代的经验。大江后来的创作表明，童年少年时期的记忆，会在作家的文学活动中持久不断地回响。诚如大江自己所说：我曾屡屡描述森林里的孩子的奇异经验，即或人家认为我是受森林经验的恩庇而成为小说家的，我也毫无异议。但“峡谷村庄”不仅为大江的创作提供素材来源，它还时时跃入大江虚构的世界，构成作品内在的时空。而虚构文本里的“峡谷村庄”自然不限于现实中的大濑村形成某种对应，在文本内的各种语境里，它指涉着多重复杂的内容；从这样的意义说，森林－峡谷村庄无疑是解读大江作品的一把钥匙（参见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占梦师》）。“峡谷村庄”作为虚构的空间，最初出现在中篇小说《饲育》里。《饲育》是大江创作中少有的一部直接描写战争时期生活的作品，在战后日本文学的同类题材作品中也属异例的存在。“峡谷村庄”这一情境的设定，使故事发生的空间带有某种封闭自足的乌托邦色彩，山村孩子的视点，更加重了这里的牧歌气氛。其隐喻内涵发生重要变化，始自《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在历史、现实、传说、民俗交织而成的繁复结构里，“峡谷村庄”首先作为人物“回归的场所”而登常小说主人公根所蜜三郎、根所鹰四都是从山村来到现代大都市的青年，作品开端，两兄弟都正陷在彷徨无路的精神危机中。鹰四曾积极参与１９６０年反对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学生运动，运动失败后，到美国放浪度日。他渴望结束浮萍般的漂泊，寻找到心灵的归宿地；蜜三郎则始终是学生运动的旁观者，他陷入的是家庭生活困境（孩子先天白痴，妻子酒精中毒）。兄弟二人的人生观念虽然颇不相同，但在返回故乡，开拓新的生活这一点上，却获得了共识。如果说，在大江此前的作品里，“峡谷村庄”主要意味着“丧失”，那么，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峡谷村庄”则是根所兄弟寻找自我、寻找心灵故乡的空间。作家关于家族历史与灵魂根源的解释，可以说明根所兄弟的“寻找”由现实深入到历史层面的原因。鹰四通过想象重构自己的曾祖父之弟、万延元年（１８６０）农民起义领袖的英雄神话，明显是为自己组织村民的行为寻找历史认同的依据（identify）。而鹰四与蜜三郎的对峙，则与其曾祖父辈的兄弟冲突形成呼应。最后，鹰四也像他的祖辈一样走向了毁灭，但他的死亡却促动了蜜三郎的转变。蜜三郎终于意识到，鹰四是坚忍地承受心灵地狱的磨练、顽强探索超越心灵地狱、走向新途的人；于是，他勇敢地接回自己的白痴儿子，收养了鹰四的孩子；从鹰四的人生终点，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峡谷村庄”就这样成为提供“再生”可能的理想空间。

在大江的文学世界里，“森林”与“峡谷村庄”几乎是可以相互置换的意象。作家曾说，他所理想的乌托邦，就是“我的故乡那里的森林”，“森林峡谷里的村庄”。和“峡谷村庄”一样，“森林”在大江的作品里，常常作为人物的“再生”之地。相对于天皇中心的主流文化的绝对性和单一封闭性，大江看到了位于边缘的森林村庄文化的多样、丰富、开放的生动形态。这一发见直接促成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创作，作家说：“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动机，即是我渐次意识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江则明确提出了“边缘－中心’对立图式，并将其作为小说的基本方法来讨论。他认为，“从边缘出发”，是小说整体地表现现代世界、把握现代危机本质的根本所在，“必须站在‘边缘性’的一边，而不能顺应‘中心指向’的思路。”（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１９７８年，岩波书店）大江所说的“中心指向”，主要是指占据社会支配位置的主流意识形态。他清醒地看到，在现实中的日本社会，即使是偏远的山村，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也起着支配作用。他认为，最重要的对抗手段是作家的想象力，是通过文学语言，创造出真正立于边缘的人的模型，从而使人们的认知结构化，获取认识世界的新方式的可能。（参见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

“边缘人”当然不能简单从地理学意义上理解，大江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结构的视角为“边缘”定位。他认为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劣势，被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支配的一方，基本处于边缘位置；而其中受灾致残者，更处于边缘的边缘。在主流文化支配的结构里，边缘人的声音无疑被压抑着。如果通过作家的想象和创造使边缘人的形象凸现出来，就为既成的稳定的社会－文化秩序引人异质因素，从而引发出对既成社会－文化结构的质疑与新认识。

根所蜜三郎——是大江健三郎刻意塑造的“顺受型”人格的典型，也是二战后从山村来到大都市成长起来的“思索型”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形象。思想虚无失落，颓唐消沉；性格软弱﹑顺从，但善于思考；心理上因生了白痴儿子及妻子由此而来的性冷淡和酗酒而变得不健全，敏感而喜猜疑；为人正直，敢于自我剖析，后在回归山村寻根及根所鹰四之死的启发下，超越了心灵残疾而勇敢地面对新人生。
作为顺受型人格，他面对生存的痛苦，所采取得唯一姿态便是“顺受”。在竭力毁灭自我的同时，蜜三郎对世界采取漠不关心的局外人的态度。然而，无论他如何竭尽全力，真正的自我始终未死，并成为一个控诉的阴影或幽灵，不断加深他的耻辱感和罪恶感，最终要求他毫无畏惧地制面自身的真相。其走向新人生的过程也就是他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人生责任的过程。在这里，责任不仅存在于社会道德的范畴，而且获得了新的哲学含义：在为他人服务和爱他人并为他人服务的过程中，可以甩掉对孤独和空虚存在的忧虑，超越自己短促﹑黯淡的生命。

在小说中蜜三郎的心路历程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在东京的颓废﹑虚无﹑变态时期，小说没有实写这一阶段，而是通过蜜三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后的心理活动和荒唐举止表现出来，这是他精神危机阶段；2）回四国故乡后的充实﹑探索﹑矛盾时期，一方面他有了新的追求，另一方面他与弟弟及妻子的分歧愈来愈大，对历史的误读与对现实的误解，使其更为苦闷，这是他的精神矛盾阶段；3）根所鹰四自杀后的震动﹑觉悟﹑超越时期，鹰四的死使蜜三郎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来了一个全面彻底的“复审”，并决定开始新生活。这是他的精神超越阶段。通过蜜三郎精神发展，这个人物在小说的思想内容上还起着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1）自身作用；2)反衬作用；3）象征作用。大江曾说：小说主人公的家族姓氏“根所”，意思是指某一土地上的人们灵魂的根本所在。（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据作家说，这一姓氏是根据冲绳语里的一个词汇确定的）根所兄弟的“寻根”是人类“寻根”的象征，在心灵的重生中寻觅自己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