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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三部曲之深圳的故事

2023-12-20 20:24| 发布者: rivaldo | 查看: 4841| 原文链接

北京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自然便是第一个故乡。我妈妈是上海人,上海无疑是我第二个故乡,尽管其实我去上海的次数以及逗留的时间都不算多。今天要说的深圳,之所以将其定义为“故乡三部曲”中的一站,一是因为自90年第一次去至今,前后三十年不止,我去深圳的次数差不多应该上百了,这样的频次,即便北京抑或悉尼,之于我,也鞭长莫及。其二,在数不清的进进出出的不经意间,伴随彼时那个青涩小生岁岁年年成长的,便是深圳这个极为特殊的城市点滴间但又从不停顿的演变直至今时今日回看当年竟是如此这般的沧海桑田以及由此带来的那份任由我逻辑多么缜密语言怎样丰富也难于言表的时空交错的恍惚与迷离,当然还有物是人非的落寞与寂寥,所以------深圳于我,或者说于我的故乡心结,自是必不可少的一节。

关于深圳,我有太多可以娓娓讲述的故事,以至于不知何从下笔?甚至不知今天是该写人,写事,还是写我那些所闻所历?

在福田区,有一幅邓大人的巨幅画像,我想很多朋友都看到过。它之所以能成为深圳一景,并非官方有意为之,而是这三十年来无数深圳人以及外地游客趋之若鹜顶礼膜拜的结果。现如今的深圳人怎样看邓我不清楚,但在九十年代,深圳人对于邓的敬仰与感激,那是无比真诚,甚至堪比当年的毛。原因很简单,第一代深圳人认为,是邓的政策,给了他们真金白银赚钱的机会。的确,那个年代的深圳,赚钱的机会遍地都是。其实所谓深圳的故事,之于我,就是我姐的故事。

我姐本是学医出身,80年代末从体制内辞职下海去深圳经商。斗转星移这么多年过去,回头再看,一切的一切历历在目,但我今天不想讲述太多商场的故事,因为我本人对经商兴趣不大,否则90年代大学毕业我早早就去深圳跟着我姐把那人民的B赚呀赚。我只想天马行空讲述零星间的一点点往事和随想,可能会折射出些许年代光影中时世的变迁以及身处其中如你如我每一个普通人的乐与怒爱与恨,还有很多很多无奈与感怀。

第一代深圳人对于邓大人的顶礼膜拜无非是基于其带来的极度宽松的营商环境或者干脆说就是整个社会生态以及由此直接导致的那个年代的大面积普遍性致富(其实之于我,彼时深圳令我最为流连的是它年轻的朝气以及与众不同的社会气息),我姐便是那代深圳人中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代表。这只是表象,在我看,邓的真正高明之处在于他极其深刻地洞察并且抓住了中国人,特别是精英群体的命门,然后充分加以利用,而且事实证明抓得非常精准且有效。此话怎讲?

就在我姐下海经商不久,89六四便在北京爆发。彼时的深圳,是可以接收香港的电视信号的,我清楚记得我姐夫用录像机从香港台录了大量的六四纪实报道,而且一直保存着。这里插一句,他们在九十年代中期就离婚了,青春是用来挥霍------然后怀念和纪念的,之于我姐,我姐夫,还有每一个人,我想都是如此吧?但在多年以后,当我和我姐再提起这段六四往事,她只是淡淡地笑,并不做声。

其实我姐对于六四反应的变化,也是中国精英群体在六四之后三十年来的群体共性变化。六四的震荡,差点要了中南海的命,所以邓在此之后迅速加快了深圳改革前行的步伐,他很清楚,中国人嘛,只要吃饱饭(这是普通人),赚到钱(精英群体),就不会再废话再找别扭。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极为精准的,这一代深圳人,当然也包括两千年代开始后的内地精英群体,逐渐都通过各种渠道或多或少改变了经济条件,事到如今你看还有人提民主提自由吗?

实际上长久以来,从百多年前的南湖开始,到中南海,共产党对中国人就有非常清晰的定位,陈云曾经公开表示,中国人好管,饿死都不造反。那么到了六四之后的邓,则进一步利用了中国人的这点基因,那就不仅仅是不再饿肚子,而是让精英群体赚钱(六四就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的嘛)。所以说来说去,从我姐,再到鄙人小文“那年夏天”中的堂姐,她们都是极为典型的邓小平改开(确切地说是92南巡)路线的直接受益者。

这个话题有点沉重,我们不妨说点轻松的。第一次去深圳是90年的暑假,回想起来很多情景已经开始模糊,唯一清晰的是去之前还要到派出所办特区证,然后在深圳如果要去沙头角,好像还要办一个什么边防证。再有就是回京的飞机。那时候国内航班以737为主,有时候能碰上大型的747,但那次鬼使神差地坐上了一架苏联产的图-154,其颠簸程度、其噪音烈度、其构架松散度……这是今天又一个任凭我文采怎样亦难描绘清楚的极端感受,记得当时我问我妈,“这飞机盯得住吗?会不会摔下去啊?……”

九十年代的深圳,不同于内地,哪怕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绝不仅仅是那些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更多的是那种时时处处可以感受到的朝气,哪怕是个像我这样只是去吃喝玩乐的异乡人。所以当我姐每次去北京(多是去经贸部拿批文),我会清晰感受到她是一个深圳人,举手投足行事风格都已经和内地的做派形同天壤。

难怪那时的深圳人对邓大人如此感激涕零,遍地的机会,随便捡起来就能发财。这还是普通人,赶上我姐这种聪明能干,性格爽朗长得又漂亮的,那赚起钱来,用如今的视角,真是太容易了。当然其中也有很多波折,用我姐的话说,这都没什么。他们那一代深圳人的生意经在我看很简单,很有共性,也很有效。总结几句,一是不能太贪心,有钱大家赚。二是谈生意的时候寸土必争锱铢必较,不谈生意的时候出手大方一掷千金。三是(这个可能每个人不同,反正我姐是这样的)只给钱,不借(出)钱。这个怎么讲呢?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姐已经赚了很多钱(具体数字已不可考),所以自然就时常有人跟她借钱,有生活中的亲友,更多的是商场上的生意伙伴。对此她有非常明确的原则,就是一概不借,但在她一口回绝的同时,会根据关系亲疏以及对方借钱数目的大小,直接送上一笔(我姐美其名曰)“赞助款”。注意,是白送,不需要还的。据我观察(三十年间这种事情见过无数),“赞助”大约在借款金额的5%左右,比如早年间,一般人开口也就是个五万十万,那么她就给个万八千。后来数额越来越大,最多一次我曾见她给过二十万。

生意人嘛,总归有些奇怪的习惯,很难定义其中的对与错。当然之于我姐的这种做法,我还是认为属于很睿智的------既避免了直接拒绝的尴尬,又奉上了一笔如假包换的资助(其实是人情),同时还没有未来还钱讨债的麻烦。这些年来唯有一次,亲眼所见我姐是稍有些为难和徘徊的。那应该就是五、六年前,那次我从悉尼去深圳,我姐接了我在车上就说起这个事。那是我姐早年间做外贸时手下的一个业务员,三十年间成了非常密切的朋友,我从95,96那时候就认识,照理说不存在信任问题。但她张口就要五百万,是去投一个什么项目。片刻犹疑之后我姐直接给她打了二十万作为赞助,并蜻蜓点水以手头没有现金为由拒之。事后我问我姐说这个人应该不存在赖账的风险,借给她当也无妨,稳收一笔高息何其不可?我姐淡淡答曰不是人不行,是项目不行,这是其一。其二,这是多年的原则,不想破例。其三,二十万算是一个大人情,对方会记着的。然后拍拍我肩膀笑言小伙子你还是太嫩哈…….我大笑道,你借不借她我才不管,反正你是我的大金主这就够了……lol

常看我专栏的朋友一定早已发现在下是一个很自我甚至有些自负的人,我眼界很高,能看得上的人不多,这是事实,我无意否认。在这半世人生中,有两个女人,称得上对我世界观的形成,或者说之于我的成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个是我姐,一个是“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99-00”中的女主H。

纵观三十年间我姐营商的轨迹,她的生意经,她的处事理念,她豪爽但又坚持的性格,都是我极为欣赏的。并且她的大局观是许许多多中国女性所不具备的。近期时时看到一些有关新州老牌公校JR跌榜的争论,其中有很多对于该校校长和老师的抱怨和指责,看了半天唯独没有一个人抱怨自己的孩子,抱怨学生自身,好像这一结果都是别人的问题,自己只是受害者。然后我就想到我姐,印象里我从没听她抱怨过什么,从来没有。她这样一个人,遇到过的风浪太多了,有些是我亲身所见所历,更多的我没有见到。但我知道,她的态度就是解决问题,然后吸取教训,绝不在同样的事情上重复翻车。

做生意这件事,特别是在中国,特别是当你生意做大了,政策风险是所有风险中最大,也是最容易被很多人忽视的。每每急风险浪,之所以这么多年能够化险为夷,基于大局观的对于未来风险的预判应该起了关键作用。她有一个发小儿,在我印象里年轻时这个人还追求过我姐,后来成了某红色权贵的女婿,由此进一步成为顶层权贵圈的一个人物。从九十年代开始,我姐每年都会专门上来北京和他吃一餐饭,一方面是看看老友,还有就是了解上层的政策动向,他们聊政策,我就跟着混吃混喝……那个年代,经济建设是主导,所以政策上的风吹草动一点点变化都很重要。到了近些年,一方面大家岁数都大了,钱也赚够了,另外经济气候基本变成了一潭死水,也搞不出什么花头了,那就不谈政策,也不谈钱了,叙叙旧,讲讲年轻时的往事。

记得大约在98,99年那会儿我就问过我姐想不想出国,然后她就祭出如下“名言”,只要你有钱,在哪都可以过得很舒服,反之,也是同样的道理。总之就是金钱导向的一种价值观吧,的确,有它的现实意义,谁也无法否认,别说二十年前,如今更是如此。但我有我的想法,在我看,以我自己,或者我姐,的智商和能力,赚到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经济来源根本不是难事,但作为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多少还有点想法和个性的人,总该有些精神层面的认知和追求吧?我有,我姐呢?曾经有,包括我姐夫,九十年代他曾是深圳家喻户晓的人物。毫不夸张的说,那个时候在深圳,有人不知道谁是时任总书记,但没有人不知道我姐夫。

但后来呢?所以说邓大人的确很厉害,他吃准了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点东西,投其所好,他成功了。你看我姐,还有我的堂姐,她们都曾是六四时的热血青年,我姐家当年那一大摞录满六四影像的录像带我记忆犹新,但现在呢?她们都变了,变得不会再提起那些往事,更不会像我这样,每年六四,小心翼翼打开心灵深处那个不为人知的小角落,默默纪念和缅怀那些逝去的生命。当然,也还是会有像蓓蓓姐姐(详见“那年夏天”)那样的人,虽然很少很少凤毛麟角,但她们一如夜空中的点点星辰,闪烁着光芒,微弱,但恒久。

我们无法强求每个人都能坚持与坚守,就像深圳这座城市,早已改变了曾经的模样,她变得越来越陌生,陌生得如同内地的每一座城市,也变得越来越熟悉,熟悉得如同内地的每一座城市。她不再给与前仆后继的外来者曾经的希望与机遇,她也不再有当年的光彩与热望。

说深圳那些年的机遇与发展,肯定离不开房地产,小到几乎每一个深圳人,可能都能绘声绘色讲出一个房子的故事。我姐当然亦无例外,毫无夸张地说,房产买卖和经商基本上是她这三十年间同步进行的两条平行轨道,所以说平行,是因为它们并无交集,在我看这是非常高明的一种做法,即便是在深圳房地产最热的时候,她的生意仍是有条不紊该做照做,包括其他投资,亦是如此,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财富轨迹,那就是几驾马车齐头并进,有时这匹马跑得快些,有时那个会有些停滞,但终究会有马在跑。等到某一天,所有引擎都熄火了,比如当下,她也早就赚够了几辈子花不完的钱,就是这样。

说是这样说,盘子大了,总会有麻烦。我姐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买房,这么多年我见过的从她手里进进出出的房子太多了,私宅,商铺,别墅……大约是在十年前,她居然买下了市民中心附近一幢高档写字楼的两个整层楼面,在我看这种做法是有些冒进,和我姐多年稳健的营商思路多少有些出入,但以当时的经济气候看,问题并不大。可谁会料想接下来发生的这些事,这让我想起“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买商业楼的故事,好像多少有几分相似哈?

这次回深圳,我忍不住提到这个楼,我姐还是那么淡然,做生意嘛,就是这样了,好事不能都让你赶上,对不对?的确,就是这样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此刻的我,又想起H说过的那句话,生活如河,多混沌的日子都会沉淀下来,多阻塞的河道也可以渗透过去,两岸的风景一路看过,不管前面是什么在等待,日子都不会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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