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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金融时报社论：左翼领袖要重建民众对政治的信任，代价是什么？ 新任工党首相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入主唐宁街10号后，立即高调宣示重塑英国政治的宏大目标，并承诺成为一个士气低落、分裂严重国家的“破局者”。 如果你觉得他听起来很像阿尔巴尼斯，也情有可原。阿尔巴尼斯在2022年赢得大选后的胜选演说中，也提出了类似主张，包括重建澳洲民众对政治的信任，以及改变政治运作方式，使其变得更好。 然而，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政府已经违背多项重要竞选承诺，最近也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就是决定调整资本利得税和负扣税政策。 政府不仅没有恢复议会的诚信，反而陷入了自己曾承诺要根除的保密文化，通过削弱《信息自由法》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减少政府透明度。 阿尔巴尼斯在2022年或许和今天的伯纳姆一样真诚。但政治人物在初掌权力的兴奋之中，往往会作出一些最终无法兑现的承诺。 当然，这种要改变政治制度的宏大论述，是对社会整体失去制度信任，以及公众日益渴望一种全新政治模式的直接回应。 在英国，这种现象与一系列问题同时出现，包括公共债务上升、福利主义扩张、税收增加、公共部门工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且日益臃肿、领导层动荡，以及未能控制非法移民。这些因素令英国经济更加贫困、受到更多监管，也加深了社会和政治分裂。 尽管伯纳姆声称将推动英国政治40年来“最大的变革”，但如果他希望扮演拯救英国脱离困境的政治救世主，面前仍是一项极其艰巨的挑战。 其中一个挑战，是前脱欧领袖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英国改革党迅速崛起，对传统政治建制造成冲击。民调显示，该党目前最有可能赢得下一届大选，尽管法拉奇最近因没有披露一名加密货币企业家赠送的500万英镑而卷入丑闻。 传统的左翼政府议程 伯纳姆上任后的第一个行动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清除前任斯塔默内阁中的忠诚派。这些人许多来自工党的中间派和右翼，而伯纳姆则借此奖赏自己的左翼支持者。 这削弱了这位新领导人此前作出的承诺，即消除派系斗争，平息党内纷争。这样的做法完全属于旧式政治，很可能为后座议员日后的不满甚至反叛埋下种子。 新首相似乎也在直接推行一套传统的左翼大政府议程。伯纳姆批评前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0年代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认为这些政策将市场力量、私有化和放松监管置于国家规划之上。 这些政策确实带来了明显的利弊权衡。英国经济因此更具活力和竞争力，但社会也变得更加不平等，金融资源进一步集中，地区差距扩大。南部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北部则随着工厂和矿场关闭而经历去工业化。 伯纳姆呼吁加强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公共控制”，推动权力下放，并将资源从威斯敏斯特转移到北部的地区中心，以振兴长期被忽视的社区。 预计他还将公布一系列生活成本纾困措施，可能包括补贴能源账单和交通费用，以及提高个人所得税免税额。 撒切尔夫人执政前的1970年代，英国曾被称为“欧洲病夫”。当时，持续不断的罢工令国家陷入瘫痪，1976年英镑危机后，英国还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 如今大力抨击新自由主义，可能会削弱为国家创造财富的经济引擎，而正是这台引擎为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和公立学校等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与此同时，债券市场已经开始担忧“伯纳姆经济学”将对政府预算造成的影响。 伯纳姆至今仍未解释，他计划如何为复兴旧式国家主义模式提供资金。 他没有排除征收财富税的可能性，最近还表示，政府未来某个时候可能不得不要求民众“多缴一点税”。 由于工党竞选纲领承诺不提高三大主要税种，所得税、增值税和国民保险费，伯纳姆可能会考虑提高资本利得税税率，使其与所得税税率看齐，从而为其左翼经济政策筹集资金。 伯纳姆的愿景，与阿尔巴尼斯政府正在推动的财富再分配议程有相似之处。 澳洲政府计划对所有类别的资产征收更高的资本利得税，但这可能会打击投资、创业活动和经济增长。 英国计划将自来水等公共事业重新国有化，意味着经济中的关键行业将重新回到国家控制之下。 这也令人联想到工党的“澳洲未来制造”计划。该政策重新启用产业政策，通过政府支持推动本地制造业发展。 这些政策的目标，是让经济惠及所有人，并应对英国和澳洲民粹主义支持率不断上升的问题。在澳洲，一国党的民调支持率已经升至首位。 但这些政策不太可能真正做大经济蛋糕，而只有更大的经济蛋糕，才能扭转生活水平下降的趋势。 真正需要的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刺激经济活动并鼓励投资的措施。 例如，工党重量级人物、澳洲工会理事会前主席凯尔蒂（Bill Kelty）曾严厉批评澳洲的经济管理水平。他表示，税收和政府开支都过高。当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民众生活水平却同时下降时，这表明经济中“确实出现了严重问题”。 如今的选民高度两极分化，政治领导人也不再具备过去那种能够吸引不同群体的广泛号召力，而这种号召力往往建立在愿意推行促进经济增长的改革议程之上。 在19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以自由市场政策团结了一个由不同群体组成的政治联盟。他主张，面对美国的经济困境，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 同样，霍克—基廷政府通过开放市场和放松管制，为澳洲经济奠定了基础。凭借对澳洲中产阶层中进取型选民的吸引力，工党随后连续赢得了五届联邦大选。 英国和澳洲向左转的意识形态变化，是一场重大的政治赌博。 这不仅可能无法带来大多数选民所期待的繁荣，也可能无法弥合社会裂痕，因而难以有效遏制英国改革党和澳洲一国党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浪潮。   来源： https://www.afr.com/policy/econo ... ost-20260720-p60gpw Jul 21, 2026 – 8.00p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