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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5年9月25日从北京机场出发，乘航班经旧金山停留换机至温哥华，再换小型飞机到达岛屿城市BC省首府维多利亚Victoria。旧金山机场换乘时，有美国黑人走过来询问我是否需要他帮忙搬行李？ 我就两个旅行箱自己可以拖着走，自然谢绝了，也有些担心他会索取费用。当时我兜里只有在北京离境前用100元人民币向官方银行按官汇兑换的26美元。到了温哥华机场，被那里一位正在帮教会募捐的极消瘦西人妇女拉住，先说着我几乎听不太懂的中国话“你很聪明”之类恭维一番，然后缠着我为她们捐款。我捂了捂口袋里仅有的26美元，尴尬地婉拒了，对方也失望地离开。 我当时似乎是坐了到机场来举着纸牌接新同学的大陆留学生的车子到达大学UVIC的，即 University of Victoria 维多利亚大学，因为估计我当时不会动用仅有的26元美金坐出租或公交， 只是如今无法回想起当时被同学接机的细节了。 我记得到达大学后，被介绍给一个已在计算机系的上海留学生Jerome Wang王志慧（音）， 一位留着长发的男生，戴眼镜， 与我个头相差不多者。 这位老兄的租住处有个我可临时睡下的床位，所以我就拉着自己两个行李箱跟着他走了。这位老兄在学校生活中趣事颇多，留待另篇后续。 当时我平生首次初到异国，一切懵懂，有大陆老乡关照，已是感激不尽。 王老兄似乎岁数也与我相仿， 当天下午就借我自行车一辆，与他一起骑着从住处到大学校园去。 临近学校门口有一上坡路， 我还从车上摔下来一下，膝盖留了些血，当时也未仔细处理，后来留了疤痕许久。 大学9月初开学，我晚到三个多星期，所以一切手续课程工作等都在数日内匆忙办理完成。 我几天后由于已从计算机系里得到一定预支的助教工资，所以便匆匆寻找了一处校外本地民居住了进去。寻找民居也是得到了中国同学的帮助，尤其是与我同计算机系的另一位男研究生赵青，我搬去住的租房就是跟小赵和另一位英文系的中国同学同住的。 上海小赵毕业自复旦大学，年龄比我小所以我管他叫小赵。他戴眼镜，没有女朋友，个头与我相仿，一口上海腔普通话，后来一年多一直跟我在计算机系里一同上硕士研究生课程。我记忆里他好像也是77届的大学生。 与我们同租住一个当地人房子的，是一位来自湖南长沙师范大学的英文专业研究生，姓李，名字忘掉了，因为我和小赵一直管他叫 “李冒儿”，有“土冒儿” 的玩笑意味。 李冒儿比我岁数大，30多了，个子不高，已经结婚甚至似乎已有个儿子（？）在湖南。他是“公费” 出来读硕士研究生的，因为他在长沙师范时已经是英文系的教员了，来加拿大是读英文系研究莎士比亚专业的。他操着一口湖南官话普通话，在北京上海人听起来颇为滑稽，于是有“土冒”之玩笑称号，他似乎也不太在意，整日跟我们嘻嘻哈哈互开玩笑自嘲调侃不断，有解异国乡愁之意吧。 与我们三个男同学共同租住在一个独立房里的，还有一位香港来的女学生，叫 Monti, 戴副眼镜，在维多利亚大学的计算机系里读大学本科 Undergraduate 课程。 我们四人在同一独立房的半地下部分，以每人每月$150 加元各自租住了一间卧室，就是照片里的 1630 McKenzie Avenue, 我现在从歌谷地图上看那独立房已经被拆除，改建公寓房了。当时我记得从租住路右边的房子沿路右手往前走，没几步路就是Shelbourne Street及有一堆商铺的购物中心区域。而从这住处沿左手向前步行走到UVIC大学校园，约20来分钟，所以这周围的不少房屋，都租给了大学里的学生。 房东是位约四十多岁的加拿大籍华人，名字我们叫他 “Kong”, 与他年迈的母亲同住。 据说他已去世的父亲，是1900年从中国大陆某处去的加拿大，详情不明，因为此房东跟我们不大细聊接触，只是在收取房钱时出现，讲英文，对我们抱怨厨房洗手液用完了之类小事反应敏感迅速，连连声明此物他不提供云云，摆手不已。此人还有位西人女友，偶尔出现在他家中。 这个Kong的房子是个地上一层半，地下半层的结构，我们四个学生租客住在半地下的那层，共享一个浴室和一个厨房。Kong家的后面是延伸甚远的农田，似乎种植的是蔬菜之类，肯定不是小麦这类粮食。我们有一次听说Kong 还有一架飞机，他是开着自己的飞机去温哥华购买农药之类的，大概飞机也用来洒洒农药？我当时也未深究，因为此人平日也不怎么在我们面前出现，出现时对话也甚少。他的英文口音，不像当地欧裔加拿大人的口音，且说话很快。他的母亲对我们不怎么交谈。 这独立房地面向后虽延伸甚远，但左右并不太宽，在房屋内从窗户可看到左右的邻居后院，似乎也有租给别人，因为旁边房内的女租客，有时在后院草坪上铺块毯子晒太阳，裸背朝向我们这边，还引起李冒大惊小怪地招呼我们 “快来看美女” 云云。 有一次英文系的李冒在我们住处“宴请”他的一位同系的美国研究生同学，我们三个大陆中国人每人做了一道菜款待来客，我记得自己做的是茄子炒青椒。美国人很年轻，个头不大，还带了位也是美国人的俊俏的女朋友，两人言谈举止非常礼貌得体，似乎也有点访客的拘谨，而李冒则像平日那样侃侃而谈信口开河不止。美国年轻人男女朋友结伴一道到加拿大小大学（UVIC只有一万多学生，在北美不算大型学校）读英语系研究生，让我有点惊讶。 李冒据说对莎士比亚研究甚为投入，平日里我们三人闲侃，他都是在扯莎士比亚如何，还吹他在英文系里研讨会上发言，滔滔不绝折服在座诸师生云云，反正我们两个学电脑的也不懂也不太感兴趣啥莎士比亚，任其自吹自去。 上海人小赵比我早到加拿大几星期，我刚来时他告诉我一些我尚不知事项。如有一次我们两坐公交车，他告诉我不必对司机称 “Sir”。他是上海生长，说天气冷时头脑不清醒，与我感觉正相反。 那时我们中国留学生都囊中羞涩，生活花费非常节省。我们三人经常结伴去附近的当地华人开设的杂货超市名 Safeway 的去购物，且尽量买打折商品。比方当时打折时香蕉常$0.99三磅，放在货架的下方，我们就常买，李冒老自嘲说是往下面看买Special 货。而那个华人超市里有位也是大陆上海移民去的男青年在作雇员。他大概是超市老板的某种亲戚，或干脆就是亲戚协助移民去的。他似乎干活不太紧张努力，经常跟我们中国留学生在超市里聊大天，做出非常懂行的样子向我们新来乍到的大陆老乡讲解当地世道行情，告诉我们各种降价商品信息等等。当然我们也都洗耳恭听，做出一番毕恭毕敬模样，毕竟他是在加拿大稳稳落脚找工作不费力的了。那时他告诉我们超市的经理年薪3万元，与大学里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一般为刚从博士毕业入教职者）基本一致。 大约1986年2月过后，同住的香港女生Monti 大学毕业了，且很快就找到了一份电脑程序员的工作，月薪一千加元。她于是就和自己的弟弟共同按揭贷款购买了一座带花园的独立房屋，买价约五至六万加元，是当时当地的一般普通房价。她和弟弟显然都是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否则不可能顺利找到工作。当时加拿大对外国学生在校园外工作限制非常严格，我一年后便有过亲身体验。 Monti 从我们共同租住的地方搬去她新家的那天，我还帮着她搬家具等等弄了很久，搬完后她为表示感谢，请我在小餐馆吃了顿午饭，好像每人十来元？我记得她还给了侍者小费。那次之后我再也未见到过她。 大约在Monti 走后，我们三人也分头自己找住处去租住，离开了华人Kong的家。那时我们找的都是在大学附近的租房，自己也没太多行李家具，搬家时就用几个从超市拿来的手推购物车，找同学帮着，把一切物品家具搬运推着走到新住处。好在那里周围的地势都不太陡峭，推着购物车走不算太费劲。李冒搬去了一个月租$175的房间，常常自称“升级了”。大概因为他的妻子那时从中国来与他汇合同住了，所以需要“升级”。其实由于他是领中国大使馆发的经费的公派留学生，经济上比我和小赵这样纯自费留学生宽裕不少，同时他也不用在系里做助教工作，而我们自费留学生除了领全额奖学金者外，其他人都必须同时做助教工作，以得到工资养活自己同时缴纳学费。我们硕士生作Teaching Assistant 工作每年可挣六千多加元，用来缴纳一千多元学费，一千多近两千元租房，吃饭之后还能剩下些钱。当然我们那时都生活极其节俭，能省就省。我还记得我刚到那里时第一次需要理发，就自己走到一条较僻静的街道上，找了一家当地人开的理发店，一位西人理发师给我理了发，$12 加元。那人还和我聊天，说是自由太多了，社会就混乱等等。后来我得知大学里中国留学生们都互相帮助在系里免费理发，就一直在大学里请中国同学理发了。 那时维多利亚的冰激凌挺贵，我们三个室友有一次结伴去市内的公园游玩，我给大家买了冰激凌（冰棍），$6 一支，感觉非常昂贵。我们在学校做助教工作，硕士生一小时工资$10 十加元，博士生每小时工资$17。 我还记得搬走那天我们把房东的房子打扫了一下，把垃圾都倒干净了。 1987年底我离开加拿大赴澳洲移民后，小赵到美国弗罗里达州的 University of Tampa 读数学博士，1988年底还到悉尼来找我游玩了数日。李冒则去了美国的University of Rochester 读英文博士，继续研究莎士比亚。1988年什么时候，李冒还从美国打电话到澳洲，跟我谈到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询时，查到了我1979年的那篇《西单民主墙及“探索”杂志：他们探索了什么？》文章，是我在1979年3月29日晚魏京生被公安局逮捕之后，在躲避警察抓捕过程中写的。约5月份左右我请老魏的女朋友藏族女孩平妮交给懂中文的法新社驻京记者德龙以便在海外发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