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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真正写出查默斯大型税改方案的人，竟然另有其人 独立议员斯彭德（Allegra Spender）向澳洲税改辩论扔下了一枚价值290亿澳元的“重磅炸弹”。 她警告说，澳洲正越来越变成一个“你父母的资产负债表，比你自己的抱负更重要”的国家。 在堪培拉财政部大楼里，几十名税收政策官员正忙着研究各种改革方案，为财政部长查默斯5月12日公布的第五份预算案做准备。 但查默斯如今正面临一次考验。他一直倡导以“分小口吃”的方式推进税改，并强调“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可如今，这套说法正被证明远远不够。 代际之间原有的社会契约正在松动。要重新唤起年轻一代对澳洲“人人都有机会向上流动”这一理想的信心，也就是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出头、买房、养家，现在需要的是更大胆的行动。 如今20多岁和30多岁的人，比起前几代人，更难买房、更少生孩子、更不愿创业，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也没那么乐观。 然而，本周无论是财政部还是查默斯，在如何回应这些代际挑战的问题上，都被人抢了风头。 来自温特沃思的独立议员斯彭德，向税改辩论投下了一枚290亿澳元的“手榴弹”。 她本周发布了一份75页的税改白皮书，带着她曾做过麦肯锡顾问时那种一丝不苟的风格。这份文件可说是一份“大刀阔斧改革”的蓝图，而这正是查默斯这些年一直在暗示、却迟迟没有真正推出的东西。 换作以前，这样的文件本该是财政部提交、由彼得·科斯特洛（Peter Costello）或前总理基廷（Paul Keating）这类领导人来发布的。 而现在，查默斯看上去更像是在“放风筝”，试探一些可能的税改做法，看看工党在政治上究竟“能做到哪一步”，却始终没有拿出一个更大的整体愿景。 斯彭德的方案更完整，也很直接：让工作年龄的人在最艰难、最需要用钱的阶段少交税，比如攒首付、付房租、还学生贷款、养孩子的时候；而当一个人已经积累起财富、也有能力承担更多税负时，再让他们多交一些税。 斯彭德指出，如今一个年收入10万澳元的人，如果这笔收入来自工资，需要缴2.3万澳元所得税；如果收入是通过家庭信托分配的生意收入或投资收入，税单可能只有1.3万澳元；如果是资本利得，则只需交7000澳元；而退休后养老金账户中的投资收益，更是完全免税。现在，65岁以上家庭中，只有17%需要缴纳任何所得税，但流向这个群体的政府福利和转移支付，在过去几十年里却翻了一倍。 按照斯彭德的改革方案，总额290亿澳元的个税减税将把最低税率降到13%，其它各档税率也都会下调2.5个百分点。对于年收入10万澳元的普通上班族来说，这意味着每年可多留下1600澳元；收入20万澳元的人，则大约能多留下4000澳元。 作为交换，斯彭德准备对税制中的一些“神圣不可碰”的优惠开刀。 她主张把资本利得税折扣从50%降到30%。这也是查默斯正在考虑的一项改革。过去已经形成的资本利得，在新规生效前会被“祖父条款”保护，但生效之后的未来资本利得，包括现有投资在未来产生的收益，都将适用较低优惠。根据议会预算办公室的测算，这项改革每年可增加大约90亿澳元税收。 负扣税（negative gearing）将分5到10年逐步取消。投资亏损只能用来抵扣投资收益，不能再抵扣劳动收入。斯彭德表示，这将减少那种人为制造借钱投资激励的做法，尤其是在住房市场上。 这种所谓对投资亏损实行“圈定限制”的做法，例如投资房贷款利息，预计每年可增加约100亿澳元税收。 她还希望对投资收入设置27.5%的最低税率，以削弱家庭信托被用作避税工具的作用，预计每年可额外增加约110亿澳元收入。 退休阶段养老金账户收益的免税待遇，将只适用于退休账户余额不超过100万澳元的人，低于目前200万澳元的上限。 对于退休账户余额在100万至200万澳元之间的人，其收益将征收15%的税；200万至300万澳元部分征22%；超过300万澳元部分则征40%。与此同时，养老金体系内仍将保留三分之一的资本利得税折扣。 政府预计，这项改革每年可增加约20亿澳元收入。 斯彭德这份方案，是那种任何一个有抱负的工党财政部长都会心动的蓝图。它和前总理基廷、比尔·凯尔蒂（Bill Kelty）、肯·亨利（Ken Henry）当年推动或支持的那类税改，惊人地相似。 但在今天堪培拉的政治圈看来，这更像是一封“政治自杀书”。可在斯彭德眼中，澳洲即将面对的人口结构悬崖，反而是一场改革机会。 斯彭德说：“我们已经在铁轨上，也看得见前方通向哪里。那不是悬崖，也不是突如其来的灾难，而是慢慢抵达一个这样的国家：你父母的资产负债表开始比你自己的抱负更重要。” “我不相信这是我们想要的国家。这需要取舍，需要改变。我不会假装事情并非如此。” 澳洲正变成一个老龄化国家，而供养退休人口的工作人口却在缩小。与此同时，退休者正在消耗更多由政府出资的养老护理和医疗服务，而这些支出本身又不征收GST。 目前，澳洲联邦政府大约一半收入都依赖个人所得税，这在富裕国家中属于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议会预算办公室表示，未来十年，劳动者平均税率预计将从现在大约24.5%上升到27.8%。 正如《代际报告》（Intergenerational Report）一再警告的那样，这种状况不可持续。我们正在要求一个相对更小的年轻人群体，为国家残障保险计划（NDIS）、养老护理以及潜艇项目买单；而国家财富却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他们父母和祖父母持有、却税负相对较轻的资产上。 查默斯去年8月曾主持一场为期三天的经济圆桌会议，他当时为税改设定的三个前提之一，就是要让劳动者得到公平待遇，包括在代际公平意义上如此。 斯彭德的方案，与工党在2019年那场失利选举中推出的税改包有明显相似之处：削减资本利得、负扣税和家庭信托方面的税收优惠。 事实上，帮助她起草这份白皮书的人之一，就是前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负责人戴利（John Daley）。七年前，他曾对工党的税收议程产生过重要影响。 查默斯当年还是这些改革的积极支持者，但如今他是在总理阿尔巴尼斯较为谨慎的领导风格下行事。 不过，斯彭德的方案与工党旧方案有一个关键区别。2019年，工党没有承诺把新增税收返还给纳税人作为减税，而是选择把钱花在更多社会项目上。 斯彭德则主张，把通过改革筹集到的每一分钱，都返还为个人所得税减免。 同时，她还要求工党削减政府支出，因为除2020年疫情刺激时期外，目前政府支出占经济比重已处于40年来高位。 她的方案在财政上是中性的，不会把预算底线炸出一个大洞，这也符合查默斯自己为税改设下的要求。 这样的方案还能够向外界表明，工党是劳动者的政党，不仅是工会体系中的劳动者，也包括白领专业人士和蓝领技工。他们如今正承受对努力工作的惩罚，以及税级爬升（bracket creep）带来的压力。 曾在2019年工党失利竞选中担任经济顾问的哈蒂根（Hugh Hartigan）表示，斯彭德这种扩大资产税基、同时给劳动者真正减税的组合，是有价值的，阿尔巴尼斯政府应该认真考虑。 哈蒂根说：“斯彭德的诊断是对的。要为工作的澳洲人降低税负，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提高对被动投资收入的税负。” “工党2019年的做法只做对了一半。它确实出于善意，通过类似措施扩大税基，但这些钱大多被花掉了，对代际契约帮助不大。” “如果斯彭德有信心把这套税改方案拿到全国最富有的选区之一去讲，那么工党也应该有能力把它拿到全国去讲。” 斯彭德这次是经过精心计算后承担了风险。福利倡导组织澳洲社会服务委员会（The Australian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的分析显示，在斯彭德所在的悉尼东区温特沃思选区，选民正是最能从房产和股票出售税收折扣中获益的人群。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她的提案。 金融经济学家汉弗里-詹纳（Mark Humphery-Jenner）就住在斯彭德选区里，但他不会投她的票。 他说，投资房产和股票，是人们摆脱“工资奴隶”身份、建立独立财富的方式。 “投资就是用马克思的话说，去‘拥有生产资料’。而这要靠持有资产来实现，不管这些资产是股票、房产还是其它东西。” “斯彭德的税改白皮书，会削弱这种自主性。” 影子财政部长威尔逊（Tim Wilson）也不买账。尽管威尔逊在他2020年的一本书里曾抱怨，高个人所得税相对于房产资本利得折扣，是一种代际不公。但如今他坚持说，自己只想降低所得税，不想像工党正在考虑的那样去碰资本利得税。 威尔逊说，斯彭德是在替工党的高税收议程“提前探路”。 威尔逊说：“工党和那些‘青色独立议员’提出、却没有在上次大选中告诉选民的一大堆新税收，如今正越堆越高。”。 斯彭德则反击称，联盟党活在税收“幻想世界”里，一边承诺减个人所得税，一边承诺额外增加数千亿国防开支，还说能让预算状况变得更好。 查默斯的说法则更圆滑一些。他表示，斯彭德在去年经济圆桌会议上提出了重要观点，他尊重她的想法。 查默斯说：“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我们愿意推进更多经济改革。但这些都是内阁事务，我们会按照一贯、审慎的方法，在5月预算案出台前逐步推进。” 这位财政部长在议会里有票数，也有财政部替他做具体脏活累活。现在唯一缺的，就是说服他的老板阿尔巴尼斯拿出勇气，真正去行动。 斯彭德已经开启了这场讨论，也已经把路线图交到了查默斯手里。 现在，查默斯必须决定：他究竟要做那个眼看代际鸿沟不断扩大、却无所作为的财政部长，还是要成为那个出手行动、让工作年龄人群的努力真正得到回报的人。     来源： https://www.afr.com/policy/tax-a ... lan-20260312-p5o9tu John KehoeEconomics editor Mar 14, 2026 – 5.00a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