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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金融时报：NDIS服务商比患者还多的社区：利物浦街头挤满“残障服务店” 悉尼一些郊区的街道上，NDIS（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服务商密密麻麻。在一个被指“诈骗和浪费横行”的全国体系里，这种景象越来越常见。 在悉尼西南的利物浦，NDIS服务商几乎“每个街角都有”。在这个多元文化社区的商业街区，成百上千家店面打着广告，服务从家务清洁、洗衣，到社交出行、支持性住宿，甚至还有“海外度假”。 在利物浦麦考瑞街（Macquarie Street）和乔治街（George Street）最密集的路段，面向残障人士的商家数量，轻松超过理发店、餐馆、烟草店、当铺和杂货店。 《AFR》整理的数据称，利物浦是澳洲最大的NDIS服务商“超级聚集区”，登记在册的服务商有283家。其中约188家属于“活跃”服务商，也就是过去三个月里确实从NDIS拿到过付款。 按这口径计算，当地大约每1250名居民，就对应1家活跃服务商。 更大的2170邮编区域，登记服务商超过600家，分布在利物浦及相邻社区，是澳洲最大的服务商聚集带。由于不少服务商不公开办公室具体位置，还有一些出于保密把地址隐藏，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在利物浦，服务商数量常常比“患者”还多。有经营者说，市场挤到爆，有人甚至一个客户都没有。有些店已经关门，开着的店里也很空，看起来更像“只摆个门面”。 很多服务商确实提供合法服务，但如此庞大的数量也暴露出： 这个当年由吉拉德政府设计、用来帮助严重且永久残障人士的支持体系，已经膨胀成一个由纳税人买单的数十亿澳元“生意机器”，并被诈骗者钻空子。 批评者，甚至包括联邦政府内部的议员，都说这种模式在鼓励诈骗、薅羊毛，而且长期不可持续。 曾主持调查“Thriving Kids”项目的工党议员、儿科医生弗里兰德（Mike Freelander）说：“全国每个煽动者、每个皮条客、每个依赖体系的人都盯上了NDIS。我担心必须做出一些艰难决定。” 控制NDIS开支，已成阿尔巴尼斯政府和财长查默斯面临的主要预算难题之一。该计划每年花费超过500亿澳元，比Medicare还贵，甚至可能超过国防开支。现在全澳每6个6岁男孩中，就有1个在该计划里。 阿尔巴尼斯承诺要把增长压下来，做法之一是把部分自闭症儿童从“更慷慨的NDIS套餐”转到一个由各州支持的项目Thriving Kids。 上周与各州达成的协议，目标是把NDIS年增长率从目前的10%以上，压到6%以下。 澳洲央行行长布洛克上周说，政府支出助推通胀回升，迫使央行两年来首次加息。这也让“尽快控支”的紧迫性更强。 在利物浦，本地服务商员工说，他们很难找到客户，因为竞争对手太多，很多人看中的是“开店成本低、政府补贴又慷慨”。 一些人告诉《AFR》，他们被迫关门，原因包括遇到造假的竞争对手：对方给从未提供过的服务开假发票。还有人说，一些造假者会给客户现金，让客户假装“确实接受过服务”，然后再从计划里报销。 新路支持与护理（NewWay Support & Care）的客户联络专员法赫里（Ayesha Fakhri）说：“我确实听说有些服务商不太靠谱。他们给客户钱，而不是给服务。甚至有客户从我们这里转去别家，因为他们希望我们也给现金，这就很可疑。”她说：“利物浦太饱和了，我们正在讨论去其它区域找客户。” 在利物浦，NDIS的官方标识随处可见：紫底白字，配一个黄绿色爱心。这意味着，街上这些服务背后基本都是纳税人埋单。大家确实都“爱”NDIS。 另一家服务商圣摩西社区护理服务（St Moses Community Care Services）的老板说：“太多了，每两条街就有一家。这是个大问题。”他经营三年后决定关门，转而专注其它生意。他办公室橱窗里还贴着安全培训、移民服务和托儿课程等广告。 这位不愿具名的老板说，很多竞争对手是家庭式小店，根本没有客户，却靠开假发票拿政府钱。 他说：“你每天都能看到。他们吸血，他们拿走钱，他们在吸政府的钱，可他们连一个客户都没有。” 有一家挂着“注册NDIS服务商”招牌的店，看起来更像旅行社。海报上有邮轮和飞机图片，宣传可用NDIS资金安排最长14天的出行。 “需要休息一下吗？想用你的NDIS计划体验新冒险吗？” 记者询问广告时，一名接待人员说她太忙没时间聊，而且其它同事都在度假。 澳洲第二大的NDIS服务商聚集区，在墨尔本西外区的塔尼特（Tarneit），登记服务商274家。 接下来是悉尼西部的黑镇244家，以及Parramatta236家。墨尔本外郊的克雷吉伯恩（Craigieburn）和特鲁加尼纳（Truganina）各218家，波因特库克（Point Cook）216家。 悉尼西部的银行镇215家。 再次强调：不少地区“活跃服务商”数量远低于登记数。 研究地理分布的学者说，多数“超级聚集区”都在社会经济较弱的区域，那里的需求更高。利物浦的服务商则说，这类地区租金更便宜，也更容易招到残障支持工作人员，比富裕地区划算。 门齐斯研究中心（Menzies Research Centre）政策主任兼首席经济学家尼科·劳（Nico Louw）说，证据显示NDIS使用在不同地区分布不均。如果政府真想控制支出增长，就必须搞清楚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他曾担任莫里森政府顾问。 专家和业内人士说，成为服务商太容易，钻制度空子的门槛也太低。定价模式也有问题： 对某项服务，不管成本多少，注册服务商的收费上限是固定的，结果让低成本服务商也能按上限收费，参与者等于多付钱。 费率会随地点和工作日不同而变化，但白天自理照护的最高时薪大约62到65澳元；治疗师的时薪范围则是183到194澳元。 曾主持政府NDIS定价审查的前财政部官员安东尼（Stephen Anthony）说：“这是计划在定价结构上的系统性缺陷造成的。” 他说：“低成本、外包型、批量型供给者，以及不靠谱的经营者，在现有定价与缺乏全面监测的情况下，反而被激励去进场。” 阿尔巴尼斯政府表示，它正在处理体系内的诈骗问题，称这是联盟党“十年忽视”造成的。NDIS部长麦卡利斯特（Jenny McAllister）说，工党上台以来已投入5.5亿澳元，用于打击诈骗和不合规。 她说：“在工党接手时的体系里，一年里350亿澳元的申领中，只复核了价值400万澳元的申领，连0.01%都不到。” 她说：“现在，工党政府每天复核的申领，比前自由党政府体系一年复核的还多。” 工党称，去年10月复核的申领达到四千万澳元，是整个2022-23财年复核量的10倍。 该计划的监管机构，NDIS质量与保障委员会（NDIS Quality and Safeguards Commission）正在把执法重点放在拥有“超级聚集区”的社区。 根据该委员会公开的合规执法数据分析，自2019年以来，墨尔本地区已有30多家服务商收到合规通知、禁令或其它执法行动。 悉尼的利物浦是执法行动第二多的地区，共23次，其中7次是“禁止令”。 这轮整治似乎正在加速。禁止令在2023年至今年之间大幅上升：监管机构去年发出了288份禁止令，明显高于两年前的105份。 伍伦贡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会计学高级讲师尼基德哈加尼（Mona Nikidehaghani）说，某些地区服务商集中并不必然等于有诈骗，但确实会让查处更难。 她说：“形式很多，从有组织犯罪、空壳公司，到服务商与参与者串通。” 她说：“说到底，这是一个相对容易开起来的生意，尤其对未注册服务商更是如此。” NDIS大约有1.6万家注册服务商，同时估计还有15.4万家或更多未注册服务商在运作。 从7月1日起，提供支持性独立生活（Supported Independent Living）的机构，以及数字平台类服务商，将必须注册。 有些人认为，这会让某些区域的服务商聚集更明显。 未注册服务商仍可拿到NDIS资金，但不能超过政府规定的价格上限。 未注册服务商只能被自管或计划管理的参与者使用，而且合规要求更少，被审计的概率也更低。 尽管工党已收紧服务商规则并加强打击诈骗，批评者仍说，若不彻底改革，这个体系还会继续把预算搅得更乱。 弗里兰德说：“这个计划失控快15年了，必须把它管住。”      来源： https://www.afr.com/companies/he ... nts-20260203-p5nzah Michael Smith and Joshua Peach Feb 8, 2026 – 10.00p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