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移民体系失控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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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H：澳洲移民体系失控的转折点

推动澳洲移民人数升至历史高位的主要因素有三个，而它们都可以追溯到澳洲最大城市的中心城区。

墨尔本和悉尼CBD及周边城区，大学里挤满国际学生，酒吧、办公室和外卖配送服务也高度依赖外国劳工；这里还是大多数背包客抵达澳洲后的第一站。

过去十年，无论工党还是联盟党执政，澳洲永久移民规模其实几乎没有变化，每年一直维持在约20万人。

真正爆炸式增长的是临时移民。上一财年，澳洲向学生、打工度假者和技术移民发放了超过100万份签证。目前，澳洲临时签证持有人已经超过300万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移民劳工底层群体，占劳动年龄人口超过16%。

前总理及内阁部秘书长帕金森（Martin Parkinson）表示，如果政府当初明确告诉选民，澳洲准备建立一个庞大的客工制度，选民绝不会同意。

他说：“我们最后得到的，是这样一个永远处于临时状态的底层群体。”

与许多糟糕政策一样，如今的局面并不是由某一部法律单独造成的，而是多年不断变化的规定层层叠加，最终形成一个如今极难理清和拆解的制度。

2014年7月1日，国会关注的焦点并不在总理府庭院，而是在距离堪培拉5000公里、位于印度洋中央的圣诞岛。153名泰米尔寻求庇护者刚刚被移交给斯里兰卡海军。

时任移民部长莫里森正在推进“主权边境行动”（Operation Sovereign Borders）。这是一项由军方主导的强制遣返寻求庇护者计划，后来重创人口走私生意，也让政府围绕“海上事务”的保密政策跃升为全国政治议程上的重要议题。

然而，在这些新闻头条背后，一项鲜为人知的行政法规悄然实施，而它最终对澳洲移民体系造成的影响要大得多。

多年来，商业游说团体一直批评陆克文和吉拉德工党政府收紧技术工人签证。澳洲酒店协会和全国农民联合会希望降低技术移民最低收入门槛。

这些主张延续了前富士通澳洲董事总经理罗奇（Neville Roach）在1990年代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澳洲必须尽快让移民进入就业岗位。

霍华德政府时期，时任移民部长拉多克（Philip Ruddock）一方面回应企业要求加快引进劳工的呼声，另一方面仍设定技术移民最低收入门槛，并让这一标准随通胀调整。

拉多克说：“我不愿意通过削弱那些让技术移民具有价值的标准来扩大技术移民规模。正确的做法，是更精准地锁定所需人才，并坚持最低收入门槛。”

2014年7月1日，莫里森将这一门槛冻结在5.39万澳元。这个标准此后整整十年都没有调整。

到2016年，临时技术签证计划规模几乎扩大两倍，从9.8万人增至26万人，因为越来越多外来劳工得以进入工资低于平均水平的职位。记者已联系莫里森寻求评论。

同年5月，由德勤合伙人阿扎里亚斯（John Azarias）主持的一项政府审查建议，让这一收入门槛与工资增长挂钩。

联盟党政府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使更多低成本劳工进入更多行业。

直到2023年这一门槛终于解冻时，澳洲90%的全职工作工资已经高于这个最低标准。

帕金森在2023年主持澳洲移民制度审查。他认为，长期冻结收入门槛，是大量较低技能移民涌入澳洲的重要推动因素。

他说：“后来引入的劳动力市场协议，进一步增加了削弱原有制度的灵活性，允许雇主支付低于‘临时技术移民收入门槛’的工资，同时放宽英语能力等其他要求。”

工党前内政部长奥尼尔（Clare O’Neil）在2023年解除冻结，将门槛提高到7万澳元以上，并重新与通胀挂钩。

但损害已经造成。

很多劳工进入澳洲后，通过不断在不同签证之间转换继续留下，过桥签证积压人数随之暴增。

过桥签证在1994年推出时，原本只是为了填补短暂的行政空档。如今，这类签证已经让内政部不堪重负，签证申请无法及时处理，大量临时移民因此在澳洲停留远远超过最初预期。

前移民部副秘书长里兹维（Abul Rizvi）说：“我还记得1993年移民部的一次会议，当时我们讨论过到底应不应该有过桥签证。”

“最后的结论是，总会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过桥签证，但我们绝不能让持有过桥签证的人数远远超过1万人。可现在，我们已经有超过40万人持有过桥签证。”

“这个数字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历届政府不能说自己没有收到过警告。

2011年，移民问题研究员马雷斯（Peter Mares）曾在参议院的一场演讲中警告，澳洲大量使用“Gastarbeiter”客工制度，可能重演德国的经历。

德国当年的客工主要来自土耳其，他们可以在德国工作，却缺乏政治权利，最终加剧社会和文化隔离。

工党、联盟党和一国党如今正走向一场以移民为核心议题的大选。澳洲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到今天。

马雷斯当年说，澳洲“需要的是劳动力，但来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他说：“我们面临的危险，是只盯着Arbeitskräfte，劳动力，却忘记了Mensch，人本身。”

“人不能被简化成矿业中的生产单位，也不能只是教育产业创造出口收入的工具。”

如今在墨尔本和悉尼，通过技术签证进入澳洲的人，在办公室、餐厅和医院工作。

这些行业里还有大量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国际学生提供劳动力。他们为了工作和娱乐，越来越集中到澳洲最大城市的中心城区。

房地产开发商Castle Group业务发展主管何文（Howin Chui）说：“人口密度创造了这里的活力。”

Castle Group同时也经营餐饮娱乐场所。何文表示，他在悉尼市中心经营的场所，无论员工还是顾客，都高度依赖国际学生。

他说：“大家喜欢去一个什么都有的地方。”

新冠疫情期间，政府还取消了国际学生工作时数限制，此前上限为40小时。

即使疫情消退后，企业对较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仍越来越深。

目前，国际学生可以合法地每两周工作48小时，而非法超时工作的时间可能更多。这也让澳洲对那些希望一边留学、一边赚钱寄回家中的学生更具吸引力。

2013-14财年，澳洲发放了29.2万份学生签证。上一财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37.1万份。

帕金森说：“过去20年，澳洲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投入不断削减，如今政府拨款大约只能覆盖培养一名学生成本的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实际上只能通过学生学费来弥补，包括本地学生和国际学生。国际学生缴纳的学费，还帮助填补政府科研经费不足留下的缺口。”

“因此，如果突然把国际学生拿走，你实际上会威胁整个大学体系的财务生存能力，影响学生入学机会和支持服务、教职员工以及澳洲科研。”

如今，内政部长伯克（Tony Burke）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不让纳税人承担全部成本的情况下，让大学继续生存。

因此，他开始把政策重点放在国际学生的伴侣和父母身上，限制他们通过相关签证来澳，同时也针对不断从一个课程转到另一个课程、借此延长居留时间的学生。

拉多克则敦促伯克采取更进一步措施，要求国际学生完成学位后必须离开澳洲，如果希望再次入境，就重新申请签证。

伯克还准备通过抽签制度，削减目前约30万名背包客中的一部分。

今年，直到韩森领导的一国党重新把移民议题推上新闻焦点，帕金森审查报告中的许多其他建议，此前都和无数政府调查一样，被收进柜子里积灰。

伯克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表示，自2024年出任内政部长以来，一直在推进解决方案。

不过，他也承认，无论媒体还是公众，如今都可能透过政治斗争的视角来看待这轮移民政策改革。

韩森提出把国际学生名额削减40%。

澳洲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Australia）警告，这样的削减幅度将导致部分大学校园关闭，并严重打击科研。

与此同时，即使伯克目前采取的调整相对温和，其后果也可能比最初预计的更加深远。

更严格的监管与反移民情绪叠加，正在促使更多人离开澳洲，同时让更多有意来澳的人打消念头。

政府原本计划把净海外移民人数从每年30万人降至22.5万人。

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希伯特（Timothy Hibbert）周三表示：“净海外移民现在很可能会明显低于政府目标。”

“预计到2028-29财年，净海外移民人数将降至16万人，使全国人口增长率放缓至0.95%，这是1993年以来最低水平。”

澳洲的移民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在“繁荣”和“收缩”之间摆动。

1967年9月10日，本报曾以醒目的标题写道：“移民：危机时刻”。

但前主编苏奇（Max Suich）当时所说的危机，并不是移民太多，而是移民太少。

苏奇写道：“大量而且迅速增加的移民正在离开澳洲，这是不能容忍的。这道漏洞可以堵住。”

到了下一个十年结束时，这道“漏洞”不仅被堵上，澳洲这艘船也重新浮了起来。

“白澳政策”已经被废除。

澳洲迎来了陈惠惠（Tran Hue Hue）。她逃离越南后，曾被困在一处珊瑚礁上长达五个月，靠吃海鸥生存下来。

十年后，在墨尔本，人们又为厄立特里亚难民孔吉特·阿卜杜勒马利克·穆罕默德（Kongit Abdulmalik Mohammed）进入墨尔本大学医学院而庆祝。她当时是维州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而在悉尼，何文的父亲安迪·徐（Andy Chui）和叔叔特伦斯·唐（Terrence Tang）从香港移民澳洲，并开设了唐朝（Tang Dynasty）酒楼。

这家位于Hurstville的餐厅后来成为当地知名老店，服务了一代又一代澳洲人。

他的母亲安妮·唐（Annie Tang）后来成为Kogarah副市长。

此后，澳洲还经历了发达国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经济连续增长期。

何文后来以Urban Agency品牌开设了约六家餐饮娱乐场所，其中包括港式Kowloon Cafe，以及位于悉尼鱼市场、主打现代澳洲风格的Touch Wood。

何文笑着说：“我的西方朋友觉得我太亚洲，我的亚洲朋友又觉得我太西化。”

Urban Agency后来与Castle Group合并。

Castle Group由斯里兰卡移民佩雷拉（Ritchie Perera）创办，目前正在悉尼外围的Austral和Rouse Hill建设数百套新住房。

何文说，很多移民都会觉得自己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

他说：“我觉得，我们内心最强大的一种力量，就是建设社区，同时帮助身边的人一起成长。”

当年他父亲创办唐朝酒楼时，Hurstville只有寥寥几家饮茶餐厅。如今，这个城区已经汇聚了从新疆到贝鲁特的各种美食。

何文说：“我去过很多国家，我觉得澳洲可能是唯一一个能让你以如此丰富多元的方式享受不同文化和美食的地方。”

“你去香港，可吃不到这么好的烤肉串。”































来源：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 ... 0260925-p60zhs.html

Eryk Bagshaw
September 25,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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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点:

1. 澳洲永久移民十年来变化不大，真正激增的是学生、打工度假者和技术移民等临时签证。

2. 2014年技术移民最低收入门槛被冻结在5.39万澳元，文章认为这推动了低薪临时劳工增长。

3. 澳洲目前有超过300万临时签证持有人，过桥签证人数也从原本设想的不超1万增至逾40万。

4. 国际学生不仅支撑餐饮、服务等行业，也已成为大学弥补政府拨款和科研经费不足的重要收入来源。

5. 政府正收紧学生家属、转学和背包客签证，但大学和部分行业担心移民降得过快带来经济冲击。

6. 净海外移民预计到2028-29财年可能降至16万人，人口增长率或降至1993年以来最低水平。

7. 文章回顾澳洲移民史指出，移民既带来政策和社会压力，也长期参与城市、商业和社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