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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人报：这叫“阿根廷化”：澳洲经济衰退完全是自己造成的
就像上世纪的阿根廷一样，澳洲正在挥霍凭借丰富自然资源、企业活力和创新能力积累起来的繁荣。
20世纪初，澳洲和阿根廷都属于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一国大体兑现了自己的潜力，另一国却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经济痛苦。
政治失误，是造成这种差距的重要原因。
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为“阿根廷化”，政治人物通过一系列政策，把一个富裕国家一步步搞穷。对21世纪的澳洲来说，这原本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因为我们继承下来的家底实在太丰厚。
澳洲很早就决定建设一个高工资经济体。这本来是一件好事。1907年的“收割机判决”（Harvester judgment）确立了基本工资原则，并成为澳洲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财富因此得到较广泛分享。尽管澳洲历史并不完美，这个国家仍然建立起全球最公平、最繁荣的社会之一。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澳洲拥有丰富而廉价的能源。
维州利用储量庞大、成本极低的褐煤建立电力系统，又开发了巴斯海峡的石油和天然气。新州和昆士兰拥有大量优质黑煤。后来，西澳又开发了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工业机器因此高速运转。
澳洲同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肥沃的农业土地和富有创造力的人才。
农场生产羊毛和小麦，地下蕴藏着黄金、铁矿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从越树根犁（stump-jump plough）到飞机黑匣子，澳洲人不断针对现实问题设计现实解决方案。
那是一个充满企业精神、创造力和乐观主义的时代。
想把这一切挥霍掉，需要时间，也需要近乎超自然水平的无能。
但只要坚持不懈，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把这个国家送上“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
首先，可以从故意提高能源成本、让能源变得稀缺开始。
如果想把伤害做得更彻底，就把不断上涨的成本直接嵌入电力系统的结构之中：用规模庞大得多、由纳税人补贴、分布极其分散，而且依赖天气的能源采集设施，取代能源密度高、供应稳定可预测的发电方式。
再铺设数千公里输电线路把这一切连接起来，并配上一整套由电池和电网稳定服务构成的“生命维持系统”。
然后，还得建设足够的可调度备用发电能力，确保在那些不可避免的无风、无阳光、电池又耗尽的时候，仍然能够满足100%的电力需求。
这个“弗兰肯斯坦式”电力系统的总成本几乎无法计算，但最终总得有人买单。
这正是零售电费不断上涨的原因。
把数千亿澳元错配到一个“每投入一澳元、产生的电力反而越来越少”的电力系统中，真正高明之处在于，它会把生产力下降直接接入这个国家的中枢神经系统。
一旦完成，就很难逆转。
澳洲人过去擅长针对实际问题提出实际解决方案，拥有企业精神、创造力和乐观主义。想把这一切挥霍掉，需要时间和近乎超自然的无能，但只要坚持，还是可以做到。
接下来，再补贴屋顶太阳能和家用电池，而这些产品的供应链绝大多数经过中国。
最“精妙”的地方在于，澳洲开采锂矿，中国却主导锂的加工以及澳洲随后买回来的电池制造。
用中国人的说法，这是“双赢”。
翻译一下就是：中国赢两次。
而成本总是由别人承担。
太阳能补贴最终进入所有人的电费账单，电池补贴则由纳税人支付。
于是，澳洲把资源出口出去，再把制成品进口回来；用公共资金补贴经济条件较好的独立屋业主购买这些设备，同时让租客、公寓居民和低收入群体承担维持整个电网的大部分成本，尽管所有人仍然需要这个电网。
然后，再大幅提高配电和输电成本，并通过每张电费账单里的每千瓦时收费让所有人承担。
只有政策大师才能设计出如此具有累退性质的制度。
接下来，可以攻击那些生产能源，以及制造和运输实体商品的企业。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碳排放变成大型矿业公司、制造商、运输企业以及石油天然气生产商的成本。
然后看着这些额外成本沿着它们接触的每一条供应链一路传导。
政府再发行碳信用额度，让企业可以买卖并上缴这些额度，以履行监管义务。
最后给整套机制取一个听起来令人安心、有使命感、还能拯救地球的名字，比如“保障机制”（Safeguard Mechanism）。
最好不要问，它究竟保障了什么。
如果澳洲生产商必须承担海外竞争对手不需要承担的碳成本，这种自我伤害工具的效果最好。
这样一来，本地企业承担成本，外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下一步，制造主权风险。
在投资者已经投入资本之后，再修改税制、特许权使用费、审批条件和企业义务。
目的就是提高在澳洲经营所需要承担的风险溢价。
最终，那些“肮脏”的资源开采企业自然会把它们“肮脏的钱”带到其他地方。
当像Woodside这样的主要企业把240亿澳元投到路易斯安那，或者Santos开始把资金从澳洲转去巴布亚新几内亚时，你就知道政策已经“取得成果”了。
接着，对资本形成征税。
降低投资、创业和承担风险之后能够获得的税后回报。
资本出了名地会流动，所以一定要确保澳洲变成投资者眼中那个没人愿意选择的“丑妹妹”。
判断这项政策是否奏效的最好标准，就是基金经理开始建议客户把储蓄转移到海外，寻找更高回报。
最终的胜利，则是澳洲人自己也认定：
澳洲已经不值得投资。
在企业投资本来就疲弱的时候，这一套尤其有效。
投资能够购买机器、技术、软件和设备，让每一名劳动者在同样时间里创造更多产出。
澳洲央行表示，投资增长一直没有跟上就业增长。
每名劳动者背后的资本减少，就意味着生产力下降。
所谓生产力，无非就是每工作一小时创造更多价值。
没有生产力增长，更高收入最终只会变成更高价格，而不是更高生活水平。
下一步，把财政赤字永久化。
经济好的时候借钱，经济不好的时候也借钱，同时把永久性的支出承诺写进预算，而且确保这些支出的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用于支付它们的财政收入。
既然“通往地狱的道路总是由善意铺成”，那么最好把设计糟糕的项目都与一些神圣不可质疑的事业绑定起来：
残障支持、照护经济、社会包容、社区韧性。
任何人胆敢质疑成本，就把他们描述成攻击弱势群体。
什么都不要做收入或资产审查。
一个年收入50万澳元的人仍然是孩子的母亲或父亲。
福利政策应该不分阶层。
想想孩子吧。
同时，永远假设借钱会很便宜。
政府通过出售债券融资，债券本质上就是政府写下的欠条。
9月21日，将有394亿澳元澳洲政府债务到期。这批债券当初发行时，利率低得几乎可以忽略，只有0.5%。
遗憾的是，钱现在已经远远不是免费的。
随着通胀持续、官方利率提高，以及全球各国政府不断增加债务、争夺资本，政府融资利率如今已经达到约5%。
真正的诀窍，是确保未来还有大量债务需要继续发行。
澳洲金融管理办公室预计，本财年将发行约1250亿澳元政府债券。
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预计将从2025-26财年的9820亿澳元，上升到本世纪20年代末接近1.2万亿澳元。
其实完全不需要发生任何戏剧性的大事件。
这正是整个过程最巧妙的地方。
只需要不断把过去成本低廉的旧债，换成利率更高的新债，同时继续增加新的借款。
越来越多税收会被用于偿还昨天的账单，可以投入建设未来的钱则越来越少。
这样持续足够长时间，最终债券市场就会开始替政府制定预算。
随着借款增加、债券收益率上升，投资者会要求越来越高的回报，才愿意继续购买政府债务。
如果走得足够远，问题就不再是政府愿意支付多高的利率，而是市场要求政府必须支付多高的利率。
接下来，攻击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
如果拥有巨大的矿产资源，就尽可能让开发这些资源变得荒谬地困难。
延长审批时间，增加各种附加条件，提高收费，再建立一片由环境法规构成的雷区。
如果你的国家同时还是农业大国，那就让农业经营越来越困难，同时鼓励把具有生产力的农地改造成碳汇。
让农民停止生产粮食，比继续种粮食更加赚钱。
再让每一座矿山、工厂、公寓楼、公路、输电线路、数据中心和大型项目，都变得审批更慢、建设更困难、成本更高。
没有哪一条监管规定必须单独致命。
不需要一条法规统治所有人，只需要一百万条法规把所有人捆住。
到了这一步，最好再用纳税人的钱大量资助激进环保律师，让他们通过法庭拖延各种开发项目。
还要给他们一个无可挑剔的名字。
比如“环境捍卫者办公室”（Environmental Defenders Office）。
然后，再通过监管摧毁生产力。
这个项目目前进展得相当不错。
生产力委员会表示，2025年企业董事称自己55%的时间都花在合规工作上。
十年前，这个数字只有24%。
这就是“进步”。
接下来，让建设任何东西都贵得令人难以承受。
在规划法规之上叠加环境审批，在建筑规范之上叠加文化遗产要求，同时留下足够多的上诉空间。
把住宅最低能源评级从六星提高到七星，然后继续提高。
反正没有上限，而每一次越来越微不足道的能效改善，都可以再给建筑成本增加数千澳元。
确保每个人都有否决权，但没有任何人需要为真正把东西建出来负责。
既然政府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那它理所当然应该永远比生产性经济增长得更快，不断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资本。
一定要确保公务员成为全球薪酬最高的一群人之一，而且不必要求他们真的来办公室上班。
然后，再在堪培拉为这支“幽灵员工队伍”建设更多政府办公楼。
再把劳资关系制度变成成本和合规的雷区。
奖励复杂性，限制灵活性，增加更多义务。
让雇用一个人成为一种复杂到近乎巴洛克式的法律关系，让小企业主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不断思考：多雇一个员工究竟值不值得遭这份罪。
把设计糟糕的项目与各种神圣事业绑定：
残障支持、照护经济、社会包容、社区韧性。任何人质疑成本，都说成是在攻击弱势群体。不要做收入或资产审查。
不断增加带薪休假的机会，并通过立法把私营部门居家办公变成法定权利。
还可以为了各种正当事业增加更多公共假期，让企业在更多日子支付高额加班工资，比如维州AFL总决赛前的那个星期五。
每一种福利单独看可能都很有限。
诀窍是，永远不要把所有成本加起来。
那是企业的工作，不是政府的工作。
然后，把大型企业变成政府意识形态的执行工具。
要求企业衡量并报告自身在气候和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多少进展。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创造就业的计划，因为每一家企业都需要再增加一层律师、会计师、顾问、合规人员和人力资源专家。
但这些人不会生产一吨钢铁，不会种出一吨小麦，不会建造一栋房子，也不会生产一千瓦时电力。
住房领域更是大有可为。
一方面承诺让住房变得更加可负担，另一方面又向现有房主保证，他们的房产不会贬值。
最好不要过多讨论这两件事之间的矛盾。
然后限制供应，同时补贴需求，最后再对房价上涨表示惊讶。
不断投入更多资金帮助人们买房，却不确保市场上真的有足够多住房可买。
等到你已经帮助年轻澳洲人仅凭5%的首付，以被推高的价格买下房子之后，再突然修改负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政策。
然后看着这些年轻人因为刚刚学会的一个词，“负资产”，而焦虑，从此停止其他消费。
这还能与更高租金完美配合。
因为如果出租住房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下降，市场上可供出租的房屋就会减少。
租客也会剩下更少的钱消费，因为越来越多收入都被维持一个住处所吞噬。
运气好的话，随后出现的“消费罢工”还能帮助压低整个经济的需求。
最后，把这一整套政策称为“住房可负担性战略”。
下一步，建立一个专门“收割补贴”的产业。
显然，政府最有资格决定哪些技术和产业值得投资。
只要把足够多风险社会化，投资者最终就会发现，研究政府政策比研究消费者更赚钱。
资本于是开始追逐监管优势，而不是经济回报。
而且，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这场补贴游戏。
一名联邦议员甚至非常贴心地发布了一份145页的简报，列出超过450项补助、奖学金和资金支持机会。
接下来，让技能水平下降。
降低学术严谨程度，对追求卓越产生怀疑。
花无数时间争论孩子应该相信什么，却忽略他们到底会不会阅读、写作、计算和推理。
然后确保人口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生产性资本、住房和基础设施。
这样就会制造出一个特别好用的统计魔术。
整体GDP继续增长，但人均GDP停滞。
聪明的政府于是可以宣布“经济正在增长”，而生活在这个经济体中的普通人却不断困惑：为什么自己感觉越来越穷？
最后，永远不要把政府支出称为“支出”。
把所有新项目都叫做“投资”。
毕竟，“投资”听起来总比“成本”好得多。
当然，上述任何一项政策单独来看，都不足以毁掉一个富裕国家。
这正是整个计划最巧妙的地方。
每一项监管都有自己的理由。
每一项补贴都有受益者。
每一个支出项目都服务于某个高尚目标。
每一项税收都用于筹集必要收入。
每一项环境限制都在保护某种有价值的东西。
每一项政策写进新闻稿时，看起来都非常进步。
真正的诀窍，是累积。
不断往马鞍袋里添加东西，一次放进去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负担，直到整个经济最终被政府的重量压垮。
这需要时间，也需要努力。
但澳洲完全有能力把自己搞垮。
今天，我们还在依靠过去继承下来的财富继续前行。
然而，只要采用“正确”的政策，也许有一天醒来时，我们会发现澳洲最后只剩下两个产业：
彼此卖咖啡，以及彼此卖房子。
那就给我来一杯双份无咖啡因豆奶拿铁吧，装在环保随行杯里，谢谢。
来源：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 ... 607a26d329ae65b3e4f
Chris Uhlmann
12:00AMSeptember 12, 2026.
Updated 12:16AMSeptember 12, 2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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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年幼无知的我--出国到现在的历程 (2008-10-19) cotta 
发表于 2026-9-14 07:07
发表于 2026-9-14 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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