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时光 各路杂家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4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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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历史的画家沈嘉蔚

嘉兴嘉兴

沈嘉蔚的祖父是浙江海宁人。他多才多艺，在银行任职，可惜三十多岁竟死于肺病，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子女。孩子们只得早早缀学谋生，姑母去上海做护士，沈嘉蔚的父亲与叔叔就去学会计。1937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时，十八岁的父亲正在闸北一家丝行工作。不想就在战事紧张之际，他却得了重病。丝行的老会计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背出火海逃生。后来，他与救命恩人的女儿结婚。这位少女与母亲及兄弟们刚刚从日军炮弹夷为平地的祖居逃出，来上海投靠父亲。她就是沈嘉蔚的母亲。

1948年，沈嘉蔚出生在上海。那正是中国经历巨变的时代。两年以后，父亲到上海附近的嘉兴粮食局工作。沈嘉蔚三岁时，他们全家都迁到嘉兴。妹妹降生后，母亲去当中学语文教员。父母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与二舅一家住在一起，沈嘉蔚有五个表兄做伴，其乐融融。

嘉兴自古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人杰地灵，人才辈出。茅盾、徐志摩、丰子恺、张乐平都是嘉兴府人。小舅喜欢画画，他成为幼年沈嘉蔚的潜在榜样。五岁时，沈嘉蔚应幼儿园老师要求，在墙上画了一幅巨大的克里姆林宫钟塔。回家以后，他不免得意地转述老师与同学的夸奖。母亲却笑道：“不要骄傲，要谦虚！”小舅在旁边，也笑起来。

谁想，好景不长，灾难从天而降。二舅家的房子是他多年积蓄盖起来的，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未触及到。但是，嫉妒的邻居状告二舅抗拒私房改造。1959年，法院突然判决二舅的房子充公，罚款一万元，二舅母被定为“坏分子”，“监督劳动”。他们两家人都被赶了出来，只得分别租房。三年后，这桩案子平反了，但是二舅一家元气大伤。因为这桩案子，五个表兄都没能上成大学。二舅敢怒不敢言，从此性格大变，常常沉默寡言。

被从二舅的房子里轰出来租房另住，幼小的沈嘉蔚开始尝受时世艰难。那些年，他家的亲戚们先后惹上政治麻烦。叔叔因为早年加入过三青团，被从会计科赶到铸钢车间做重体力劳动，父母为此担心不已。在大学读书的大表姐与她的爱人57年被划成右派，从此受尽人下人的屈辱。她一来就与母亲关紧房门，沈嘉蔚听不见她们说什么，只听见两人在低声哭泣。上海的姑母家受到的打击最重。1960年，姑父被诬入狱，不到一年就死在江西的劳改农场，遗下四个孩子靠姑母一人抚养。

父亲也未能幸免。他的原罪是祖上留下几间出租房。祖父去世以后，祖母一直靠房租度日。在一次填表时，她在房主栏里填了长子的名字。父亲因此背上“剥削行为”的罪名，虽经申辩，罪名未能成立，但是一有政治运动就又被翻将出来，让他苦恼不堪。

外面喧闹的政治运动与压抑的政治氛围，沈嘉蔚都不喜欢，他有自己的世界。那时，嘉兴只有一条街，一个新华书店。爸爸妈妈给的零用钱，他都用来买书，都送进了这家小小的新华书店。他从小喜欢读书，特别喜欢苏联文学。

小学三年级时，沈嘉蔚看见老师的书架上，有一本书，就鼓足勇气去借。这是苏联作家盖达尔的《学校》，他爱不释手。后来，叔叔在上海给他买到了盖达尔的《丘克与盖克》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两本书和书上的插图带给他无尽的欢愉。他一直珍藏着这两本书，后来又把它们带到了南半球。
在他的天光画室里，他拿出这两本书给我看。看到这两本五十年前的旧书，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童年，不禁兴奋地说：“我看过《丘克与盖克》的电影！”我小心翼翼地翻开发黄的书页，发现插图确实很美很写实。我问沈嘉蔚：“这叫什么画？”他说：“是水墨，两本都是杜宾斯基画的。”

少年沈嘉蔚开始临摹杜宾斯基的插图，临摹他喜欢的画。13岁时，他按照电影海报临摹了《柯楚别依》，竟临得很象。他还凭着自己朦胧的爱好画写生。嘉兴附近的田野、池塘、屋舍，甚至教堂都成了他写生的对象。但是，人物才是他最喜欢画的。他借来《透视学》，潜心钻研。他画的第一幅铅笔人物是学校广播站里的两个广播员。那时，他17岁，是学校广播站的负责人。

就在沈嘉蔚17岁那年，小舅把自己的全套油画工具还有一些颜料给了他。沈嘉蔚就给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又创作了一幅油画《谈心》。1966年，他上高三，准备投考美院，所以更努力地画画。没有想到，他刚刚画了一幅风雨欲来的校园，文革的大风暴就真的来临了。校党委急于抛出一批教师保自己，让沈嘉蔚给几位老师画漫画。沈嘉蔚却坚持要先画速写，再画漫画，结果这几张速写逼真地记录下那时的几位忧郁的知识分子形象。

文革的风暴一浪又一浪地席卷过来，人们一拨又一拨被冲击被淹没。父亲挨整，失去了干部资格，被赶到乡下当农民。幸亏，身为教师的母亲，因为人缘好，没有挨整。沈嘉蔚不想退缩，总想往风口浪尖上站。他参加长征，徒步1500公里走到北京。他看到了武斗的残酷，认识到血统论的荒谬，知道两派都在撒谎。这一切，让他开始厌倦，他想回归艺术，而文革宣传的需求给了他机会。

1968年，举国上下都在搞红海洋，江青大力吹捧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嘉兴南湖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地方，沈嘉蔚就画了一幅《1921年毛主席在嘉兴南湖》。当时，浙江省革委会主任、来自浙江美院的张永生看见这幅画就说：“这个人有天分，让他到我们浙江美院来画。”

1969年春，沈嘉蔚与一位农民画家、一位军医组成三结合创作组，被调到浙江美院去画画。张永生还下令美院图书馆对他们与一些创作人员开放。在这三个月里，沈嘉蔚大开眼界，他终于看见专业人士怎么画画。他如饥似渴地读书、浏览画册。他借回几本苏联画册，带回嘉兴，临摹了几幅苏联名画。半年后，驻嘉兴的空五军要办展览，又把沈嘉蔚请去画画。

1970年春末，沈嘉蔚从空五军回来，他的同学们已经各奔东西上山下乡，他的初恋女友也已去了内蒙兵团。他听人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工资，还有画画机会，就想方设法去报名。接兵的人听说他会画画，非常高兴。沈嘉蔚就这样告别父母，告别嘉兴，满怀欣喜地上了火车，往三千公里外的乌苏里江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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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4 18:09
嘉兴嘉兴

沈嘉蔚的祖父是浙江海宁人。他多才多艺，在银行任职，可惜三十多岁竟死于肺病，留下三个未成 ...

乌苏里江畔

黑龙江兵团原先已有几十万老职工和复员军人，现在又来了几十万知识青年。沈嘉蔚去的第42团在密山县境，小兴凯湖北边，紧邻乌苏里江。他在日记里描写那里的景色：“青紫的远山，土红调子的近山，玫瑰色的白桦树细枝，路边的黄草，绿灰的公路，深褐色的车……”

一看便知，这出自画家手笔，满眼色彩。面对瑰丽的北疆风光，沈嘉蔚十分激动。他不顾严寒，不怕辛苦，一面积极参加繁重的劳动，一面抽时间画速写。他不仅画风景，更画了大量的人物。他画知青们，也画老职工。他在日记里兴奋地说：“这样猛画一通，影响是深远的，既锻炼了技法，又积累了生活。”而冬天的伐木生活，激发了他的处女作《初尝完达雪》。

每到大雪纷飞的冬季，兵团就抽调擅画的知青到佳木斯去参加美术创作学习班。三十几个年轻人在郝伯义老师的领导下，读书、作画、神聊、切磋，好不快活。1971年，沈嘉蔚在美术班画出了《初尝完达雪》，送展后被省美术出版社挑中，印在1973年的挂历上。

1973年冬天，沈嘉蔚与画友刘宇廉在草图会上提出画《乌苏里船歌》的设想。得到批准后，他俩到乌苏里江畔的虎林县去写生。那时，中苏双方都在江边沿国界建了一系列瞭望塔。驻军允许他俩上塔参观。登上高高的瞭望塔，沈嘉蔚突然想起当时的一首歌——“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就想用这个题目来画一幅画。他的想法得到批准，1974年2月，他开始动手，而刘宇廉仍画《乌苏里船歌》。

他俩再次到边境写生。这一次，他们来到虎林北边的饶河县。那里的珍宝岛是中苏五年前冲突的热点，驻军是解放军的一个连。连指导员消瘦干练，成为画中指导员的原型。在零下三十度的酷寒中，沈嘉蔚在塔上画了一个小时的速写，记录细节。刘宇廉则用望远镜观察苏方。他告诉沈嘉蔚，苏联哨兵一直密切关注他的举动，显然搞不懂他在干什么。然后，他俩又跑到饶河县城的江边去写生，为此画的背景部分积累素材。不想，当地的官员竟怀疑这两个写写画画的人是苏联间谍。他们不敢久留，只得连夜逃回佳木斯。

经过几年来的大量练习，此时的沈嘉蔚已有很强的写生与绘画能力。他用一个月时间尝试各种构图，构图定下来之后，又潜心创作，对于人物的脸部他特别用心。1974年7月，他画完《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立即送展，9月被告知作品入选全国美展。

1974年10月，沈嘉蔚利用探亲假，自费赴京参观全国美展。一走进中国美术馆的圆厅，他就看见自己的画挂在中间偏左的重要位置。再一走近，他大吃一惊。两位军人的脸部都被改动了，脸被加宽加胖，表情夸张作愤怒状，面色粉红。后来，沈嘉蔚才听说江青任命亲信王曼恬担任全国美术总监。王曼恬组织了一个改画组，把参展作品改得更加符合“红光亮”的标准。沈嘉蔚的画是她指定一位著名画家修改的。

回到兵团以后，沈嘉蔚还听说，江青观看了全国美展，在十几件作品前驻足评说。在沈嘉蔚的画前，江青听了兵团如何组织知青搞创作的情况后说：“他们有志气，不怕条件差，不怕艰苦，能画得这样，很不容易了。”

此后，《站岗》一画在全国所有报纸、刊物发表，被印成宣传画，总印数约二十万张以上。《站岗》原作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不论出版还是收藏，沈嘉蔚本人没有获得一分钱报酬。但是，时代的荒唐不仅止于此。

1977年，沈嘉蔚的父亲突然被逮捕，关进单位的监牢。原来，70年代初，父亲终于从乡下回到单位。他在办公桌旁贴了儿子的这张画，还把江青表扬的事告诉了同事们。1976年10月，江青倒台了，单位就把沈嘉蔚的父亲抓起来。家里人怕沈嘉蔚着急，一直没敢告诉他。一年后，父亲才被释放，没有任何道歉与赔偿。

1981年，黑龙江美协的朋友告诉沈嘉蔚，《站岗》已被中国美术馆退回，让他去取。那时，沈嘉蔚已经调入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担任美工。他从沈阳到哈尔滨取画，发现画框已经不知去向，画布以错误方式卷成一卷，扔在美协仓库的垃圾堆里。他没敢打开，拿回家，就放在床底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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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4 18:29
乌苏里江畔

黑龙江兵团原先已有几十万老职工和复员军人，现在又来了几十万知识青年。沈嘉蔚去的第42团 ...

沈阳沈阳

沈阳的日子，沈嘉蔚有烦恼，也有欢乐。他在前进歌剧团整日搭台装台，没有时间搞创作，事业自然无法前进。他希望调到军区创作室，但希望渺茫。然而就在这时，他却收获了爱情。

他之前的几段恋爱都没有成功，此时他被身材苗条面容清秀的王兰吸引。王兰的父母都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右派。她属于“黑五类”子女，1969年来到黑龙江兵团以后，就一直在大田里拼命。直到1975年，擅长画画的她才被郝伯义老师调到了佳木斯。她的处女作《迎春》一鸣惊人，刊发在各种报刊上。

沈嘉蔚与王兰在佳木斯的美术班里相识。1977年，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破格招进了这个双料右派的女儿。此时，沈嘉蔚也刚刚从黑龙江兵团来到沈阳。两颗年轻的心为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理想燃烧，自然越烧越旺。1982年，他们决定结婚，但是没有房子，他们只好搬进一间借来的斗室。

他们新婚燕尔，北京就传来好消息：中央美院院长江丰要办油画进修班，把青年美展获奖的人招进来。沈嘉蔚当然要去。他离开前进歌剧团，作为辽宁画院的人，进入了这个进修班。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潮在中国全境汹涌澎湃。沈嘉蔚在中央美院只待了两年，但是这两年对他意义深远。他不仅接受了正规的油画训练，他还认识了中国画界的巨人们，他也大大开阔了视野。

中央美院每年的毕业班总是涌现一批优秀画作。1984年，沈嘉蔚的毕业作是《创伤》。他画了他一直想画的白求恩。《创伤》正赶上向第六届全国美展选送展品。然而，沈嘉蔚所在的辽宁省美协说此画宣扬了战争恐怖，不同意送展。消息传到王兰耳里，她一反往常的超脱，挺身而出，跑到省美协，声泪俱下地替《创伤》辩护。辽宁的不少重量级画家也提出抗议。省美协终于改变初衷，将此画送展。《创伤》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两年后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

沈嘉蔚从中央美院充电归来，正想创作一幅大画。辽宁画院却忙着整党。作为一名新党员，他不得不好好投入。一年多后，整党运动总算结束了，他终于可以集中精力画画了。他想采用前辈画家蒋兆和的人物长卷《流民图》的范式，将不同时空的人物聚集在一个场景里，画一幅工农红军的大群像。他决定按斯诺当初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描述，画一百多个人物。

文革高潮之时，沈嘉蔚的一位画友从嘉兴的东风造纸厂的纸桨池边捡到一本书。书没有封面，但是沈嘉蔚马上猜出这是斯诺的《西行漫记》（英文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他连夜捧读，那种感觉真是奇妙极了。在1967年的中国，书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已经被打倒，但是斯诺的文笔真挚，沈嘉蔚相信他的描写才是真实的，而眼前的运动则是噩梦。他不敢对任何人谈自己的感受。没想到，六年以后，他来到黑龙江兵团时，又从一位兵团战友那里借到了这本书。他是如此爱它，以至于一笔一划抄录了几万字，反复阅读。文革结束之后，他一直在读有关党史的书，辛苦地收集资料。他从沈阳图书馆借了无数的书，被该馆评为优秀读者。当时，他已经找到了想画的一百多个红军人物的照片。

1987年1月，这位沈阳图书馆的优秀读者正式开始创作这幅大画。那时，王兰在鲁迅美术学院读研究生，拥有一间天光画室，她并没有用。沈嘉蔚便鸠占雀巢，在那里拼好六块大画布，开始画这幅十一米长的大画。辽宁美协的领导们听说了，惊讶地说：“这要中央政治局开会才能决定画谁不画谁呀！”不过，他们这样说，却并没有来阻止。沈嘉蔚不顾一切，自行决定名单。他决心还历史的真面目，为今日观众提供一幅斯诺在1936年看到的工农红军的真实图景，就是不能展出，他也要把画画出来。

在画家村他的天光画室里，谈到这幅画，沈嘉蔚对我说：“我是迟早要画这幅画的。我们童年时整天听他们的故事，文革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他们实际上是伴随我们一生的，我们整个的经历就纠缠在里面了……”沈嘉蔚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把自己的阅读、思索、经历与记忆都画进去了。

这一回，他总算赶上政治比较宽松的好时候。1987年这届全国美展，恰逢解放军建军60周年，策展方是军队总政文化部美术处。他们喜欢这幅大画，希望把受文革冲击的老革命都放上。除了要求加上刘少奇，以及对邓小平、邓颖超的形象略作修改外，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别的要求。展览开幕时，《红星照耀中国》被挂在美术馆圆厅的正中。这幅画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展览一结束，中国美术馆抢在军博与国博之前，将之收藏。沈嘉蔚获得7000元人民币收藏费，相当于他几年工资的总和。

在创作《红星照耀中国》之时，沈嘉蔚已在构思以人物长廊的方式来描绘中国近现代史。《红星》虽然已经突破文革八股模式，但是仍然受到“歌颂式”框架的束缚。他要进一步突破，他想把政治理念不同的、官方历史褒贬不一的同时代人物，兼容并包，组合进一个画面。他首先着手的是“五四”前后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文科精英群像。

那时，没有互联网的图库，沈嘉蔚为找寻这些前辈的照片，大费周折。他在梁栋写的北大校史著作中，发现一张1919年北大文科毕业生合影，前排陈独秀的形象非常好。梁栋告诉他，原照是冯友兰先生提供的。他就不揣冒昧登门造访。

冯老先生的女儿、作家宗璞立即将照片取出，供他翻拍。胡适的照片是从南京第二国家档案馆的一本旧杂志中找到的。马友渔的照片是拐弯抹角联络上他的后代，才找到的。辜鸿铭的照片则更巧，是十年前他在沈阳军区前进话剧团的一堆民国旧杂志里发现的，他当时立即翻拍下来备用。

1988年底，沈嘉蔚刚刚完成这幅《宽容》，出国留学的机会突然到来，其他的计划只得暂时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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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4 18:45
沈阳沈阳

沈阳的日子，沈嘉蔚有烦恼，也有欢乐。他在前进歌剧团整日搭台装台，没有时间搞创作，事业自 ...

达令港

1989年初，沈嘉蔚只身飞赴悉尼，正在怀孕的妻子王兰留在了国内。出国之前，他与好友刘宇廉讨论过出国留学的三种前途。他们认为，第一种前途是堕入恶性循环，整日打工维生，画画技巧退化；第二种前途是中性循环，你可以画画但画的并不是你最想画的；第三种是良性循环，你可以用充足时间画自己想画的画，而且还卖得很好。

1989年1月8日，沈嘉蔚在悉尼一降落，还没来及去语言学校报到，就被朋友拉到歌剧院旁边的环形码头。一走出火车站，他就看见人行道旁坐着一溜儿中国人，有的正聚精会神地给人画像，有的正百无聊赖地等待顾客上门。朋友告诉他，画一幅肖像可以挣到二十或三十澳元，这就是你今后的饭碗。

沈嘉蔚口袋里只有四十五美元，他不敢迟疑，马上加入画像行列。他的第一对猎物是一对日本青年，他用五十元的价钱招呼两位坐下，旁边的画友不胜羡慕。沈嘉蔚精神非常紧张。他在国内画过数不清的肖像，但是，这可是第一次收钱。他一定要让顾客满意，一定要让围观的人对中国画家有好印象。他终于画完了，顾客非常满意，周围的画友禁不住喝彩。那一天，他再也没有接到其他的活，但是，他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此后，沈嘉蔚每天上午先去英语学校上课，下午及晚上就在环形码头画像，直到晚上10点，街上没有游客了，他才回家睡觉。他与几个画友住在一起。屋里的家具全是街上捡来的，破桌子、旧沙发东倒西歪，还有满地蟑螂。一个月后，沈嘉蔚与一些画友在达令港（Darling Harbour）合租了一个店面画像。达令港象环形码头一样，景色绝佳，是悉尼游客集中的地方。店面在室内，好过露天，画像的环境总算比街头强了。

沈嘉蔚发现，如果仅仅为挣钱画像，图快不图好，那很快就会把手画坏了，将来即使有条件画画，也画不出好画了。相反，如果你认真地给顾客画像，把头画大画好，不计较时间，不象不停手，你可能会越画越好。他警告自己，不能为了多赚钱，堕入恶性循环的深渊。他对画友们说，我们是在店里，不能动窝，顾客不满意会来找我们，所以一定要画好。

在达令港的几年，沈嘉蔚坚持认真画像，不象不停手。他还努力地学英文，一字一句地读英文报章。两年后，他和一位画友碰到一处很便宜的房子，就决心两人合租，一方面家人来了有地方住，另一方面他准备搞创作。1991年底，王兰终于带着小女儿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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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4 18:53
达令港

1989年初，沈嘉蔚只身飞赴悉尼，正在怀孕的妻子王兰留在了国内。出国之前，他与好友刘宇廉讨论 ...

沈嘉蔚初抵澳洲，就认定澳洲最著名的艺术奖项“阿奇鲍尔肖像奖”是他可以一显身手的理想舞台。两年后他第一次送画却被拒了。但是，他认定目标绝不回头。此后，他几乎年年送展，先后送展十八次，入围十三次。这样频繁的命中率，当然提高了他的名望。他结束了达令港的头像写生，与一家画廊签约，开始为香港顾客画肖像，以便腾出精力搞创作。

1994年，沈嘉蔚想给住在布里斯班的黄苗子、郁风画一幅肖像，参加第二年的“阿奇鲍尔肖像奖”。这对中国著名的老艺术家已在澳洲住了几年。沈嘉蔚飞过去，与他们一起聊天，一起吃饭，给他们拍照，画速写，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不久之后，黄苗子、郁风到悉尼造访沈嘉蔚、王兰夫妇。那天，郁风穿了一件颜色淡雅的蜡染连衣裙，显得风姿卓约。后来，沈嘉蔚就画了郁风穿着这件连衣裙，黄苗子穿着暗红色衬衫，坐在一幅中国山水画前。1995年，沈嘉蔚将这幅画送展“阿奇鲍尔肖像奖”，结果一举入围。黄苗子、郁风非常高兴，特意飞来参观展览。两位老艺术家回京定居之后，沈嘉蔚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系。这幅肖像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994年，沈嘉蔚还参加了一个特别的绘画大赛，画教皇保罗二世封为圣女的一位十九世纪澳洲修女。他认为，要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来画，才更自然，更贴近人物生活的环境。没想到，评画小组组长非常欣赏，给与了头等奖。1995年1月，教皇保罗二世正好来澳访问，沈嘉蔚受到了教皇的接见，澳洲乃至国际传媒广泛报道。这张画的成功，给沈嘉蔚带来很大声誉。

澳洲修女一画的得奖第一次为沈嘉蔚赢来澳洲美术评论家们的关注。但是，这些评论都是负面的，不但没有溢美之词，还带着嘲讽。他们批评说，这幅画是典型的多愁善感式的维多利亚风格，早已过时了。沈嘉蔚明白，他从国内出来，是从前现代一下子跳进后现代。他得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后现代，他该怎么面对后现代。

此后一年，沈嘉蔚通读了能够找到的所有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书籍与文章。他弄清了它们的游戏规则与发展历史。当代艺术讲究观念，这一点他很赞同。他的画形式上是老式的，背后却有观念，而且仅仅是他个人的观念。这一年的阅读与思考很有收获。他的眼界放开了，思维更活跃了。几年下来，签约肖像的工作渐入佳境。1997年，沈嘉蔚与王兰终于有能力在画家村置业安家了。

1997年，还有一桩戏剧性事件发生。就在这一年，沈嘉蔚收到一张传真，说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要举办《中华五千年》大型展览，向他商借《我们为伟大祖国站岗》。他立即请亲戚把这幅现存北京岳父家床底下的画，带到悉尼。他携此画到州立美术馆修复部求教，当展开此画时，大家都惊呆了。画面模糊不清，颜料碎片洒满一地。沈嘉蔚细心地修复，然后将此画送到纽约参展。他1974年画的这幅《站岗》，一经重见天日，就倍受青睐，十二年后的2009年更以高价拍卖成交。《站岗》的遭遇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这张传真预示着沈嘉蔚迎来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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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4 19:24
沈嘉蔚初抵澳洲，就认定澳洲最著名的艺术奖项“阿奇鲍尔肖像奖”是他可以一显身手的理想舞台。两年后他 ...

画家村

沈嘉蔚与王兰刚刚搬进画家村十几天，一头顶着大犄角的公鹿就在夜间来访。它闯入后花园，直奔王兰卧室窗外，把一棵剑兰顶得稀烂，才心满意足地离去了。此后，虽然鹿群没有天天造访，但是喜鹊、乌鸦、鸽子与五彩缤纷的鹦鹉却时时飞来。白色的大鹦鹉更是把他们的院子当别墅，来了就不肯走。

沈嘉蔚的创作开始起飞了。假如说，他前一阶段的历史画比较注重写实，那么他现在更专注反思；他的眼界也从中国近代史扩大到世界近代史。2000年，沈嘉蔚画了一幅戈尔巴乔夫与教皇保罗二世在1989年会面的画。他用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做背景，并且给它起名《绝对真理》。这个名字起得好，不论是戈尔巴乔夫信奉的共产主义还是教皇笃信的宗教，在最后的审判面前，有哪一个能算是绝对真理呢？

就在同一年，沈嘉蔚又画了《东来贤哲》。圣经里说，基督降生时，东方有三位智者来拜。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把智者画成了波斯富商，明显地曲解了《圣经》的原文。沈嘉蔚把达·芬奇的《基督降生》与明代画家的《三教图轴》结合，把佛陀、老子和孔子三位智者放在画里。这样西方人一看就懂，他这是在讨论东、西文化。

就在2002年，沈嘉蔚在悉尼开办画展，展出十件展品，五件现代，五件新历史画，包括《绝对真理》等。他给这个画展取名“再见革命”。有人说，“再见革命”是沈嘉蔚告别革命的宣言。他自己却说：中文“再见”有两个含义，一是“告别”，一是“再一次见到”，他的意思是再一次见到。这10幅画，不管是重写实的，还是重反思的，都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让他们见到了沈嘉蔚眼中的历史与革命。

收藏家马上出手，评论家也都出动了。
澳洲的重量级艺术评论家强·麦克唐纳（John McDonald）在他的评论里细评沈嘉蔚的每幅展品。他写道：“看得出来，驱使沈嘉蔚以惊人的效率画出这些作品的动力，是这种智力游戏带给他的愉悦及满足。每一件作品充满了反讽、黑色幽默和嘲弄，但无一是简单的戏仿。”他问道：“是什么使这批作品罕见地出类拔萃呢？是绘画的路向，它设定了一种政治主题艺术的全新形式。它摈弃了口号、多愁善感与宣传等等我们总是会将之与这一界定模糊不清的体裁联想到一起的东西。”

沈嘉蔚在肖像画领域也更上一层楼了。2005年，澳洲国家肖像馆要为出生澳洲的丹麦皇太子妃玛丽画像，他们提供了几位画家的资料，让王妃挑选。王妃挑选了沈嘉蔚。那一年，王妃回澳访问，住在悉尼岩石区的香格里拉酒店顶层。她给沈嘉蔚三小时。沈嘉蔚先给王妃拍了一组照片。当王妃坐在窗台上喝咖啡时，他想要拍照，但是旁边的女官立即制止了。根据王室规定，不得拍摄王妃侧面与休闲的镜头。接下来，沈嘉蔚开始画王妃的头像。这要感谢他在达令港练就的功夫，头像很成功，王妃非常喜欢。接下来，沈嘉蔚用两个月时间画完了这幅全身肖像，又放了一放，然后进行修改。说实在的，肖像很漂亮，王妃与澳洲肖像馆都很满意。沈嘉蔚访问了丹麦，参观了那里的肖像馆，他把那幅头像送给了王妃。

早在九十年代末期，澳洲国家肖像馆就建议让沈嘉蔚给当时的澳洲总理霍华德画像，但是霍华德不同意，他有一位画家朋友，他准备让她来画。2003年，澳洲肖像馆请沈嘉蔚给一位大律师画了像。霍华德看见自己老朋友的这幅肖像，倒退了一步，忍不住说：“他画得真象！”2009年，霍华德已经卸任，他对议会大厦肖像陈列部门的负责人说，他要请沈嘉蔚为他画像。很显然，沈嘉蔚已成为澳洲最有实力的肖像画家之一。

我和丈夫盖瑞都对沈嘉蔚的天光画室很感兴趣。画室很大，高高的天花板上有几个大大的天窗。那天多云，但是画室里光线充足。画室的一面墙边，放着沈嘉蔚完成不久的大画《兄弟阋于墙》的第一部分《革命》。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组合成有趣的场景，让人想起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画室的另一边，有几幅大草图，还堆着许多画板。那是沈嘉蔚已经动手的以国际共运史为题材的更大的系列《巴别塔》。

2009年，陈丹青写了一篇文章，评论沈嘉蔚与他的亲密画友李斌等知青画家：“这批画家的人格成长，高度政治化。他们的青春记忆，同时是密集的政治记忆。所谓‘知青画家’本身，便是‘文革’身份——从信仰到怀疑，从参与到背离，从奉献到叛逆。他们创作生涯的诸般痛点和快感，莫不与文革经验相纠葛。”

1980年，沈嘉蔚进入北京中央美院油画进修班学习之时，知青画家陈丹青刚刚以《西藏组画》震动中国艺术界，并且毕业留校，在中央美院任教。后来，他们又先后出国。亦师亦友三十多年，陈丹青熟悉沈嘉蔚的画路与心路。

让人吃惊的是，当年那批知青画家大多陆续摆脱了密集政治的记忆，而选择了不同的画路，而沈嘉蔚却执著于历史，紧紧抓住政治历史主题，一个系列接着一个系列，从中国近代史画到世界近代史。他这哪里是在“告别革命”；他是实实在在地，一次又一次地“再见革命”或者说“再现革命”，再现他眼中的革命与历史。

2014年11月，悉尼大学展览大厅隆重展出了沈嘉蔚的巨作《兄弟阋于墙》。展厅的三面大墙上挂满了全长30米的巨大画幅，422位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向我们走来。巨作分“革命”、“救亡”和“启蒙”三部分，时间定格在1936年7月——1937年6月，中国当时政界、军界与文化界的代表人物，甚至共产国际的活跃分子错落有致地组成了生动逼真的画面。

细看一个个人物，几十年前的历史一幕幕显现，澳洲观众惊喜却痴迷，华人观众不由陷入深思。这幅巨作的规模可谓前无古人，画家惊人的毅力与难能可贵的功力以及司马迁式秉笔直书的勇气，将震撼国际画坛，使它成为世界绘画史上的一个佳话。悉尼郊外依山傍水的画家村将因为沈嘉蔚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john-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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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内斗：张国焘曾带兵将朱德刘伯承囚禁

2014年03月17日00:47
来源：大洋网-老人报
        

第1页 :

　　导读：张国焘向陈昌浩发出那封电报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焦急地在屋里转来转去。他想，陈昌浩接到电报后会立即采取措施，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扣押起来，胁迫着他们南下。如果真是这样，消息会马上传到朱德和刘伯承的耳朵里，那他们就要立即动手把我也作为人质扣压起来，出现这种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事不宜迟，先下手为强。又一个恶念在张国焘的脑海里产生了。

　　但是，张国焘当时萌生的这个恶念，却一直被历史淹没着。

　　当时，一本叫《传奇·传记》（1995年第2期）的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篡党大盗张国焘》的纪实文章。这是根据一位传奇人物的回忆写成的，这位传奇人物已80多岁了，当年跟了张国焘七年，从警卫员一直干到内卫排长，张国焘叛逃时才在西安火车站和他分手。他的名字叫何福圣，1945年从延安跑回四川通江竹峪，改名换姓，卖药求生，直到全国解放，才老老实实当了农民。新中国成立初肃反时，他被定为叛党分子，直到1986年才享受老红军的待遇。

何福圣就为张国焘这个恶念的实施而充当了一个马前卒。

他回忆道：

　　一天的傍晚，总司令部住进了一座喇嘛庙。寺庙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发生在那里的一件事情我却永难忘记，因为，我在这桩不光彩的事情里扮演了一个虽小却重要的角色。

　　这天深夜，张国焘命令我和特务营营长徐泽明解除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卫队及参谋人员的武装，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任务是张国焘亲口向我和徐泽明下达的，黄超作了补充和具体的部署。我不知道徐泽明听到这样一个任务时思想上有过怎样的震动？但是，他在执行这一任务时的表现证明他完全可能和我一样，最初也有过一瞬间的闪念：抓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弄不好是一件掉脑袋的事！

我们都是军人，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绝不允许有与首长不同的想法与选择。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就已经预感到张国焘在酝酿和策划一项重大的行动。他平时在我们眼中显得非常沉着稳重，而那几天却常常显得心神不定、坐卧不安的样子。有时他会策马在草地上飞奔一段，然后下马来一坐老半天，盯着雾气弥漫的草地深处，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他背着朱德、刘伯承频繁地召见部下，不仅和原四方面军中的指挥员谈话，也和现在编入左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一些高级首长谈话。这些首长在被张国焘召见时我全都在场。

当时，我们以为对张国焘忠诚，就是对党、对革命忠诚，尤其是在四方面军，确实是只知道有张国焘，而不知有毛泽东的。我们根本不可能起来反对张国焘，既没有那个勇气，更重要的是，也缺乏那样的思想觉悟。

　　接受任务后，黄超和我即随徐泽明到特务营，一起研究行动计划，决定夜里2点动手，由特务营封锁大门；徐泽明带两连人解决警卫、参谋人员，他们一共有50多人；我率警卫排抓朱德、刘伯承。黄超要求最好兵不血刃，他们如果反抗，则坚决消灭。朱德、刘伯承则一定要抓活的。

　　布置完毕，黄超和我立即回到张国焘屋子里（特务营也住在寺庙里），向张国焘作了汇报。张听完后点头，没有吭声。
　　我随后回到警卫排，向警卫员们传达了任务。
　快到两点时，警卫排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黑暗中，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可是，我却能感觉到他们的紧张。
　　很快，我派到特务营担任联络的尹中富回来了。他告诉我，特务营已经开始行动。
　　“动手。”我轻轻吐出两个字，第一个出了房门，沿着一条壁上挂满经幡的廊道向前奔去。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50米，眨眼之间便已到了门口。这时，外面已经响起了喊叫声，那是徐泽明带着特务营正在解决警卫和参谋人员。

　　我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我看见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已经掏出枪对准我们，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他俩。
　　我大声喊道：“白排长，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
　　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们把枪给他们。我看张国焘他硬是敢把我吃了！”

　　电筒光的照射下，我看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吗？中共内斗，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我看只有国民党高兴，蒋介石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个礼，大声说道：“总司令、总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趟。”

　　紧接着发生在张国焘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的对话，后来我在不少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里看到过。但是，我能肯定写这些文章的老同志当时均不在场，他们大都是事后听人说的，虽然主要事实是对的，但细节上却不很真实。比方说，他们写到张国焘时说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他指着朱德的鼻子歇斯底里地威胁道：‘朱德，你这个老军阀，我可以马上枪毙了你！’”等等，都是一种简单的、脸谱化的描写。这是完全不真实的。

张国焘既能爬得那样高，哪里会这么简单？……虽然他把这两位首长控制在手中，但他对他们仍然保持着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既能体现出他的“伟人风范”，又企图达到感化对方为他所用的目的。因为张国焘不会不清楚，对朱德、刘伯承这样的人来说，动动怒，拍拍桌子完全无济于事。

　　而且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对于四川人占绝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来说，他们对同是四川人的朱德、刘伯承有一种出自根本的亲切感，早已把他们当成了四川人的骄傲。而这一点，也正是决心与中央分道扬镳的张国焘所渴望利用的。
　　正是出于以上这个原因吧，所以当我们把朱德、刘伯承二位首长“请”进张国焘屋子里时，张请他们坐，然后对他今晚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并非他之所愿，而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红军而迫不得已，心中苦衷，望他们能予谅解并对今晚的行动原谅。
　　朱、刘二位首长直率地指出张国焘今晚的做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刘伯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朱德说了一句很让张国焘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即使如此，张国焘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口吻劝说朱德和刘伯承，在这场他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他说了许多攻击毛泽东的话，希望朱德能站出来谴责毛泽东，断绝和毛的关系。
　　张国焘费尽口舌的挑拨并没有达到目的，朱德很生硬地回答他：“天下谁不知道朱、毛？朱、毛一分裂，红军就完了。你可以把我砍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张国焘无奈，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朱德和他一起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
　　朱德明确地回答：“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自己？”
　　张国焘无计可施，苦着脸说：“玉阶兄，你我都是军人，在目前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把我怎么处理？”
　　我们在场的人谁都听懂这是威胁——张国焘式的威胁。

　　朱德的火气也上来了，凛然道：“你既然已经把我们抓起来了，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枪毙就枪毙，那是你的权力。不过，我不会接受你的任何命令！”张国焘的脸上堆满了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悻悻地说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张国焘得不到二位的支持，只能怪我无能。好，天已快亮了，你们送总司令、总参谋长回房休息吧。反正还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再谈。”

　　朱、刘首长的警卫、参谋此时已全部被解除了武装，集中关押起来。两位首长则由我派警卫排的战士看守。实际上，他们全部都成了“囚犯”。

　　从何福圣的回忆来看，张国焘当时的政治谋略，就是要争取朱德和刘伯承同他一起来反对毛泽东，但他突然采取这种激烈的方式，对朱德和刘伯承进行胁迫，应该说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招术。
　　当警卫人员把朱德、刘伯承送走以后，张国焘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他意识到他今晚的这种做法已经失败。

　　现在，张国焘只好等待陈昌浩来电报告好消息。他在想，如果陈昌浩能够按照我的旨意把事情办成，我倒要看看你朱德还能不能那么硬下去。
　　这一夜，张国焘没有合眼。
　　第二天，也就是9月10日，他终于盼来了陈昌浩的电报。但却令他大失所望。陈昌浩在电报中称：“毛泽东突然直接下令，一、三军团以‘北上先遣支队’的名义，单独向北进发。”又称：“毛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前并未通知右路军前指，不知原因何在？”

　　张国焘非常明白，肯定是电报出了问题。他猜测陈昌浩没有收到那封电报。实际上，直到此时，那封电报还在陈昌浩的身上揣着，张国焘交给他的任务，因行动迟缓没有完成，怕担责任，所以就装糊涂，便问张国焘“原因何在”。虽然后来在延安。党中央彻底解决他的问题时，他听到毛泽东赞扬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才明白了一点，但陈昌浩已经收到那封电报的事实，张国焘到死时也不知道。

　　事情既已败露，张国焘索性撕破脸皮来和中央大干了。
　　（本文摘自：《是非曲直——长征中的政治斗争》，作者：文显堂，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1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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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老人聚一次就少一次了，我却认为我们乔司老人应是聚一次就多一次了。因为从艰涩曲折的乔司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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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五十年往事碎片

——从北大荒到回归物理专业

一班 傅柔励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去过农场、钢铁厂、学校和研究所。毕业50年前夕，响应67届校友会倡议，对过去这50年略作回顾、草拟成文。本文主要是我在农场、钢铁厂和学校的一些往事和见闻，反映了从北大荒农场到回归物理，进而从事物理研究的经历。

一、在冶金部农场接受再教育

文革期间，毕业分配小组由造反派代表、指导员和部分班干部组成，我被他们分配到冶金部农场（实际是沈阳军区3280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到那儿报到的全国来的大学生不到100人，被编成三个排，组成一个连，采用军事化的编制和管理方式，连长、指导员、各排排长及一名护士均由现役军人担任。

我们在沈阳军区3280部队农场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黑龙江省龙镇以北的黑河地区度过的，那儿接近北纬49度。毕业分配时的一幕幕情景、第一次公布的分配名单和最后敲定的名单间落在我头上的差异令我心寒，毕业分配期间被冰凉的心还没暖和过来，我人已到了接近北纬49度的北大荒高寒地带。

1、寒冷彻骨的北大荒冬天

北大荒每年有半年多的时间笼罩在萧瑟的严冬中，到隆冬季节零下30到40度是常有的事，夜间极端气温甚至会到零下50度。户外是滴水成冰、呼气为霜，外出如不带护耳帽，耳朵都会冻掉。尽管连队给每人发了件旧军用皮大衣，仍不足以抵抗北大荒刺骨的寒风，依然冷入骨髓，风吹到脸上更像刀割一样。

我们刚去北大荒时住在棉帐篷里，冬天时用一个装满煤的大柏油桶作火炉取暖。“针大的缝，斗大的风”，帐篷的密封性总不如房子好，坐一会就感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寒冷使全身忍不住瑟瑟发抖，身体不由自主地向烧得通红的柏油桶靠，脸马上被烤得火热，不一会棉袄的袖子和前摆就发出了焦糊的气味，只好马上离开烧红的柏油桶，一边拍打着衣服，一边体会着“火烧胸前热，风吹背后寒”的意境。

进入12月帐篷内的柏油桶再烧温度也上不去，帐篷壁上也挂了霜。我们所谓的床铺是铺在地上的统铺，晚上睡觉时衣服也不敢脱，带上皮帽拉下护耳，钻进被窝，把被子裹紧。

连队周围是大片荒地，附近没有居民、没有商店。在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中，女同学来例假时往往小腹疼得厉害，一次连队护士要到北安市去，有女同学托之买点红糖回来，护士答：“来改造的，还吃糖？”……冷，真是彻心彻骨的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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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6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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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五十年往事碎片

2、脱胎换骨的北大荒农场劳动

我们在农场干的活是：挑水、修路、挑土、大田劳作、挖地基、盖房、搬运装卸……

我从小一直体弱多病，大学毕业时依然面带病容、极其瘦弱：衬衫纽扣在腕部扣好后，仍可把衬衫袖子直接拉到大臂。对当时的我来说，北大荒农场的活实在非常累，劳动量惊人，白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晚上还得政治学习、改造思想，做好一辈子扎根北大荒的准备。每晚躺在铺上，全身像散了架，只感到浑身上下像被鞭打过似地酸痛，心里阵阵伤心、委屈，不由得想在社会主义理想中被视为“神圣”的劳动，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中，成为不折不扣的惩罚？但为了“改造成受工农兵欢迎的知识分子”我每天仍在尽心尽力地拼命苦干，每天累得汗流浃背。我体质的弱点被无情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一天我因劳累过度昏倒了。同伴们给了我极大的关心和照顾，想来那时毕竟年轻，为了争取早日改造好，没休息几天就重又出现在田头，继续从事面向黑土背朝天、无休无止的劳作。

珍宝岛打起来后，中央预定我们农场所在地区为沦陷区，要在此修建敌后野战医院。据说火山灰比水泥好：既保暖又隔音。为此我们坐在敞篷的解放牌大卡车上，顶着刺骨的寒风到将近200里外的五大连池挖火山灰。我们穿着棉衣裤再裹上皮大衣，腿上再盖件皮大衣，身上仍觉像得没有穿衣服一样冷得直打哆嗦。那时北大荒的路都是临时修筑的土路，到了四、五月份下雪少了，白天的太阳使地面上的积雪融化，大路变得泥泞不堪，坐在解放牌大卡车上犹如坐在船上一样，上下颠簸，如不抓紧卡车挡板，很可能被甩出车外，如再被车轮碾过，后果不堪设想……挖地基也是劳动强度很大的活，因为即使在夏天的北大荒，挖几十公分就会碰到比石头还硬的冻土层。我们曾背负100斤一袋的水泥包、200斤一袋的麻袋包，这重物刚压在身上时就像小山压下来一样，几乎站不起来。50斤一袋的生石灰虽比它们轻了许多，但装卸生石灰时空气中弥漫的生石灰粉尘和脸上的汗水混在一起，起化学反应，脸上像烧灼一样疼，如不小心碰到眼睛那就更惨了……

3、令人印象深刻的克山县农村

我们不是解放军也不是共产党员，说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却二次作为解放军軍宣队员被派遣到东北农村生产队进行斗批改和整建党。当时有二种说法：一种是军队到处支左，人手不够，让你们帮忙；另一种是普通战士文化程度不高，往往官员才能支左，但有些农村太苦，官员们不愿去，让你们下去吃吃苦。不知那种说法可靠，反正我们去的农村确实很穷很苦。

我和同伴去的是克山县的一个生产队，晚上没电，屋内一盏小油灯隐约地照出布满寒霜的四壁和主人们枯黄且刻满了皱纹的脸，从中我深深体会出生活在这里的人，生活是多么艰辛。俗话说“贫病交加”，那生产队几乎每一户都有1-2个重病人，不是肺病、肝病，就是克山病。

当地称克山病为痨性心脏病。据当地人说五十年代北京医疗队来过，规定每人每天吃黄豆，病情有很大好转，医疗队走后，又老样子了。黄豆富含蛋白质，看来蛋白质严重缺乏是当地肺病、肝病和痨性心脏病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在上海郊区四清时，固定在一农户家吃饭；而在克山县生产队我们吃的是百家饭，即每天换一家吃。每家炕桌上都有碗酸菜。有一次我和同伴路过豬圈，两人都觉得这气味很熟悉呵，突然想起每家炕桌上的酸菜就是这种又酸又臭的味道。

我们作为解放军派来的军宣队员，老乡们对我们很尊重，尽管我那时还是乳臭未干的年轻女学生，大爷大娘们都尊敬地称我“老傅”；吃饭时更被待为上宾，我们上炕，男丁们陪我们吃，女眷们在炕下双手下垂恭敬地侍候我门吃饭。

在我眼中大家都是平等的，怎么可以这样？于是我再三邀请她们，甚至拉她们上桌，但她们坚决不肯，称这是“规矩”。这种规矩反映了这是个以男权为主的社会。

另一个不习惯是似乎家家户户的碗边上都留有层岁月积累下来的黑垢，可能知道我们爱干净吧，老乡们往往很麻利地把抹布在桌上擦了又擦，然后用这刚擦完桌子的抹布擦擦碗内，再用这碗给我们装饭。我们看着这殷勤的举动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更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吃完的碗筷，根本不洗，马上就直接装饭给她们家里的其他人吃，似乎家家都是这种习惯。

随地吐痰的陋习更别提了，本来肺病、痨病就是痰多，往往说着话就“啪嗒”一声，一口浓痰落在地上。每逢开会时眼睛都不敢朝地面看，因为地上布满浓痰。看着这些连起码的卫生常识都很贫乏、一些陈规陋习都无法劝之改正、脸色萎黄、因营养严重不良家中都有重病人的农民，却像政治家似地很熟练地说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排除万难去解放他们”等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真使人感慨……

总之，北大荒农场的艰苦经历令我刻骨铭心，在文革时期那颠倒黑白的年代，倍受折磨就是改造、就是锻炼。那时每次劳动我都拼尽全力，难免有小损伤日积月累造成隐患，再加上严寒，确实这段艰苦岁月在我身子骨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痛，以后尤其碰到下雨或寒冷天气，膝关节、腰、骶、髂骨钻心一样疼痛，上年纪后越发厉害。这些伤痛是北大荒农场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这些伤痛是大学毕业分配在我身上留下的永久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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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6 12:58
2、脱胎换骨的北大荒农场劳动

我们在农场干的活是：挑水、修路、挑土、大田劳作、挖地基、盖房、搬运装 ...

二、在四川省红旗钢铁厂三班倒

1970年4月，我从东北黑龙江的冶金部解放军农场分到了大西南的四川省红旗钢铁厂。它位于一个快车不停，慢车才停的小站附近，从火车站到钢铁厂还要走一小时的路程，这段路没有公交，靠二条腿走或骑自行车。那时候从上海到那里一天一班车，年假期间这列火车极拥挤，完全不亚于上海最高峰时最拥挤的公交车。

有一次这列车刚从南京站开出（从南京出发的车资是30元），只听一旅客在车厢中嚷嚷：“我一个脚15元，另一个脚也15元。”他这是告诉大家，他在车厢中仅仅只有二脚立足之地；他话音刚落，另一个声音马上接着道：“你这算好的，我30元全在一个脚上”。这段对话形象地反映了车内的拥挤程度。这趟车要开四十几小时，即使坐着，在这么拥挤的车厢中，连续四十几小时坐下来，疲惫和憔悴真是不言而喻……

1、一块半钢的旧上海牌手表和二条人命

我们班组一位男青工A被发现死在自己床上，公安局介入了调查。由于死者死的前一天还在班组上中班，怎么下班后睡一觉就死了呢？自然班组每一个成员都受到盘问。内容大致是A有病吗？爱打架吗？有仇人吗？是否加入了黑社会组织被人灭口？公安局介绍说A是在自己床上被活活打死的，其死因是颅骨骨折，但死者的头面部并没伤痕，说明凶器很新颖：既硬---能破颅骨；又绵---不在表皮上留下伤痕。我们都吓蒙了，厂里也传出各色留言……

破案后实际案情并不复杂。A和B同宿舍，头天下午B的同学（下乡知青）来厂找B，不巧B到成都去了，下午厂区没车去成都，好心的A就留知青在B的床上睡一晚，以便知青第二天一早可乘车去成都。第二天早上知青准备告别A离开时，发现A正酣睡，戴表的手露在被子外，是块半钢的旧上海牌手表。那年头下乡知青能养活自己已不错了，根本不敢奢望买表。被戴手表的渴望所驱动，这时知青起了贪念：试图摘下A的手表，占为己有。

正摘表时A睁开了眼，这知青羞愧难言，立即企图以一个更大的错误掩盖前一错误：他迅速拉上A的被子把A的头蒙住，顺手捡起地下的砖，朝被子狠打，看A不动了，就匆匆走了。公安人员找到该知青时，知青马上承认自己曾试图偷A手上的表被发现，于是打了A。并说：“我应该为我的行为向A赔礼道歉；如打伤了，我出医药费；如打残了，我养他。”他没想到竟然是打死了，他哑了。结果自然只能是杀人偿命。这就是一块半钢上海表二条人命。

2、夭折了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那时我们钢铁厂晚班的工作量比白班和中班少，碰到上晚班，大家往往上半夜拼命干，把一天的活干完，下半夜就打瞌睡。一次也是上这种晚班，与往常不同的是那天发“高温营养费”。因为工作时和我们相伴的红钢温度很高，作为劳动保护，我们在轧钢车间上班有高温营养费，不到十元。那时候工资按地区分类，成都是四类地区，我们厂是三类地区，工资比成都低，班组工人月工资一般约30到40元，记得有个自称“老工人”的月工资是26元，因为即使现在，我脑海中仍常浮现出，发工资时此人无奈地说“260大毛”的情景。

那天下半夜按照惯例我到库房去睡，因为当时库房保管员是个女的。班组大部分人也都到自己习惯打瞌睡的地方去了，只剩下姓曹的班组长和一个老工人。一方面他们年纪大瞌睡少；另一方面他们确实遵守“上班不打瞌睡”的劳动纪律。

清晨我睡醒回到班组，发现那儿吵吵嚷嚷，原来老工人发现钱丢了。我问清楚老工人在下半夜开始时摸过口袋，确定那时钱是在口袋里，下半夜也没离开过班组，而其他人那天下半夜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由此分析认为曹班长最有可疑。曹班长是志愿军退伍军人、共产党员，看到其他人怀疑他，就到车间书记处告状，说我们上班睡觉，就他没睡，反说他偷钱。书记正准备整顿车间劳动纪律，听后发话道：“不遵守劳动纪律、上班睡觉，还污蔑老共产党员偷钱，是大学生起的头，这是要夺共产党员先进分子曹班长的权，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有同事马上告诉我这情况；同时这时传来消息：我们北大荒连队的女同学杨国平自杀了，她是67届复旦数学系的，父亲是当时复旦中文系教授，从北大荒出来后分在南京工矿，一次和头争执，头打了她一耳光，她想不开就寻短见了。当年复旦数学系的考分比物理系高，在北大荒吃了那么多苦后，她的数学专业人生似乎还没开始，就这么结束了？我只有告诫自己：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冷静对待，绝不冲动。

想不到那天中午车间里的事就急转直下。因为有人不满意书记这样处置，就找厂保卫科长反映了这事。科长务实，他想既然只有曹班长在被偷现场，先来诈他一下。于是那天中午他把曹班长叫到办公室，关上门，狠拍三下桌子后，对曹班长大喝一声“你老实交代！”其实那天从下半夜起，曹班长的神经一直很紧张，被众人怀疑后找到书记，书记务虚，认为他根正苗红、老共产党员、先进分子、遵守劳动纪律，让他吃了定心丸；但毕竟做贼心虚，刚吃了定心丸的他，被眼前这架势吓着了，以为有人看到了，不由得哆哆嗦嗦地交代了他的所作所为。

原来那天下半夜乘老工人打瞌睡时，他试着去拿老工人口袋里的钱，本想开玩笑，结果真拿到了，老工人并没醒，于是他起了贪念，把拿到的钱放到车间砖墙的某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缝中（因为车间砖墙没抹石灰，有很多砖缝），准备风头过后去拿回占为己有。科长让曹班长带路，找到那个墙缝，果真有钱，且数目和老工人丢失的也一样。在这人证、物证面前，书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就这样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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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6 13:13
二、在四川省红旗钢铁厂三班倒

1970年4月，我从东北黑龙江的冶金部解放军农场分到了大西南的四川省红旗 ...

3、为回归物理专业而努力

上述事情使我看到人生多意外、人生很短暂；让我明白‘年轻’并不代表来日方长。

如果以“有趣”为横坐标，“有意义”为纵坐标，回想大学毕业以来所从事的工作实际都落在第三象限。中学时我相信物理学使人深刻，那时候我为“在科学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是物理学打开了它的大门”这句话所吸引，选择了物理系；但物理系毕业后从事的工作却根本没有物理。

人生毕竟只有一次，这一次人生总想过得充实而有意义，这时我强烈意识到我必须努力回归物理。我清楚如果自己不朝这方面努力，就只能天天像现在这样，因此我决意不管三七二十一，为回归物理走出去问问、闯闯，反正鼻子下面就是路。

于是我找了几个和物理有关的单位，到其人事部门毛遂自荐地推销自己，问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和调我去的可能。那时文革已经历了几年，尤其林彪事件后，人事干部们开始按常识思考、容易对话了，同时还没有学会后来的那种功利，所以对话过的大部分人对我表示理解，并且坦言他们无法也不能向不同系统的单位发函要人，何况不同单位间如跨县、跨市、跨省还有户口问题，这更是条难以逾越的坎。

通过走访我意识到专业单位是需要学过专业的人，我也搞清楚下面单位也确实没办法进行这种工作调动，于是我就直接写信给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反映这情况。我信中说归根结底专业对口对国家建设更有利，并且这也不是原则性的不能办的事，也许妥善解决这类事情对国家、单位、个人都有益？为避免写这种信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在信的最后还说“上大学时被谆谆教导‘20个农民养活一个大学生’，物理系毕业后却不从事物理方面的工作，为此深感内疚，觉得有愧于这么多人的培养。想到类似我这种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的情况还是有一定数量，并且处理不好还一定程度上影响积极性；而专业对口对国家建设更有利，能使我们更好地报答国家的多年培养；并且有些专业单位确实也需要学过专业的人。因此我还是决定反映一下这种情况，并想能通过这种反映而进一步提高和端正认识，结果写了这封信，花费您已非常宝贵的时间，我确实感到非常不安，只能请您多原谅了----我是个青年呀！”。

信发出去了，没有人来找我麻烦，不久，我从车间调到质检科，我更大胆了，我更积极地到外面单位去毛遂自荐了，并且有些单位我隔几个月就又去看看有什么变化。为了内心深处的愿望，我执着地坚持着这种看似无望的努力。

1974年中的一天我又去了成电人事处，什么人也没找到。我沮丧地离开，正出校门，对面有个人清晰地叫我的名字，我脑子里飞快地搜索着“这人是谁？”，我还没认出此人，那人就问：“你来报到的吧？”“什么报到？”我本能地反问。原来此人是成电人事处的，他们15天前已发函到我单位要求调我，但我一点都不知道，钢铁厂人事处根本没告诉我。他叮嘱我回去好好讲、急不得，因为这是“商调、平调”，即成电和钢铁厂没有上下级关系，如果钢铁厂不放他们要的人，他们也是没办法的。

成电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简称，是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下，由当时交大、南工、华工的电讯类有关专业合并而创建的国内首个电子信息大学，由四机部即电子工业部主管。

我回厂后马上找质检科科长谈了我在成电遇到的情况。科长说留下来别走，以后让你当工程师。我坦率地说我是学理的，在重工业单位实在很不合适，我不想要虚名，我只是想要回归物理专业……我终于说服了科长放我。

在让厂领导放我方面，车间老工人给了我很大帮助，如库房保管员找了曾和现厂领导一起关过“牛棚”的老知识分子，请他们帮助说服厂领导放我……厂领导点头后，我马上到人事处办理调动手续。

就这样在认得和不认得的众人帮助下，我那看似无望的努力终于收效了，我终于回归到物理专业。对帮助我达到此心愿的好人们我真是非常感谢，衷心祝这些好人们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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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6 13:22
3、为回归物理专业而努力

上述事情使我看到人生多意外、人生很短暂；让我明白‘年轻’并不代表来日方长 ...

三、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开始回归物理

去成电报到后我被分在六系即基础课物理教研室，由于当时全国教改形势需要，基础课教研室教师要“插队落户”到专业教研室，所以实际我去的是三系半导体教研室。分配给我的第一个教学任务是与另一个专业课老师合作负责“平面工艺原理课”，专业课老师上其中的工艺部分，我上其中的“分子物理和光学部分”，这意味着一上来我就必须独当一面。既然是我自己要来的，想想大学毕业后吃尽辛苦、还几乎累死在北大荒，后来又经历了很多磨难和焦心等待，我原以为我永远回不到物理领域了，竟然我终于又回归到了我少年时代就向往的物理专业，心中不由得产生了“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我决心一定要干好。

1、做好教师工作

那时刚开始重新招生不久，没有现成的教材，于是我马上动手编写结合半导体工艺的物理讲义，同时我努力回忆在学校时那些教得好的教师的讲课特点，从中醒悟到要教得好必定要课前做很充分的准备，否则怎么可能根本不需讲稿，在二堂课结束时刚好把要讲的内容讲完？怎么可能二堂课结束时刚好写满四块黑板？……

凡事“予则立，不予则废”，我在自己编写讲义的基础上，也写了厚厚的教案。我本来就话少，不擅长在大庭广众下讲话，怕自己不习惯在人多的场合自如地连续二小时讲话，怕自己临阵祛场，那时反正我一人一个寝室，我就把寝室的墙当作黑板，床当作想象中的学生，对着床试讲。由此一方面准确掌握了二堂课能讲多少内容；另一方面可事先发现自己讲课中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不足，想办法改进。进而推敲如何把基本概念讲清，每一个例子是否准确，琢磨每一句话、每一段话怎么以学生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总之要讲得使原来对此毫无概念的人都能明白。

就这样经过自己对自己的一遍遍试讲、一次次改进，讲课内容在心里早已滚瓜烂熟，就是要给学生奉上最好的课。这样做的效果自然是极明显的。从中我体会出当一个人对自己要做的事全身心地投入、真正付出了心血后，做起来就会显得得心应手、轻而易举。

在完成了自己的课时后，教工艺课的老师老家有事，问我能否帮他代课，急人之难吧，我马上同意了。我想人的精力又不像一杯水，倒掉一点会少一点；知识是学来的，能力是练出来的。我就边自学平面工艺原理课程边教学生。从中体会出要教好一门课，不仅要把这门课的内容看懂，抓住其实质的东西融会贯通，还要尽可能地扩大相应知识面，要教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先要有一桶水；有了内容后还要用心去教，用心去教就是时刻为学生着想，考虑学生如何能最好的接受，所以常常为一句话、一段话要事先琢磨很久。

作为这门课结束，带领学生到峨眉山脚下的硅材料厂生产实习，我禁不住“峨眉天下秀”的诱惑，想爬山。我教的学生拦住我说“傅老师，爬这个山很累的，以后我们到成都搞辆车子来，送你上山”，看来教师这个职业有时得到回报似乎也是很快的……

教研室看我肯做、也能做，第二年就让我为当时还从未开设过的“半导体器件可靠性”课编写讲义。我尽量收集了当时国内能找到的半导体器件可靠性方面的最新资料，编了近十万字的讲义。教研室和国内搞可靠性工作的同志对这讲义反映较好，如当时中国电子学会可靠性与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许康看了讲义后，曾专门写信给我道“你编了本很好的讲义”并问我在可靠性方面还写过些什么，其实我是在被要求编写此讲义后才第一次接触可靠性，只是边学边编、在编中学习罢了。

第三年我就带学生到南京、无锡的四机部所属工厂进行毕业实习，其中在无锡742厂三车间负责“如何提高DD301管芯BVebo合格率”的课题，工厂评价较好，车间主任在车间总结中专门提到“这次成电毕业实习对车间较好完成上半年度任务做了贡献”。742厂领导知道我家在上海后说“你可调到无锡来呵”，我婉言谢绝了。因为相比工厂，我更喜欢当时成电的人文环境，学校中很多教师上进心都很强、积极向上，其中有些人的话语中不时地会溅出一些思想的火花，使人的心突然明亮；而按我那时的经验，工厂不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虽我那时单身未婚，成电仍给我一人一间；在钢铁厂是4-5人一间宿舍；在北大荒农场更是一个紧挨一个的通铺，众人被约束在一起，没有一点个人自由度；如再要回到几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真会使我不寒而栗。因为那时还是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还是时代主流，时不时地要批判“智育第一”、“知识私有”，一个党员同事曾悄悄地对我说“还是不看书好，在知识方面情愿‘欠债’，省得别人说‘私有’”。在知识方面情愿‘欠债’在当时误被认为是‘政治正确’，因此很多人不想看书，也不敢看书；对已决心为真正回归物理而认真努力的我来说，一人一间房则可以关起门来成一统，管它外面是春夏还是秋冬。

在我离开教育战线多年后，一次我在学术会议上做完学术报告，黄昆先生对我说：“你能做个好教师”。其实做学术报告就是把自己在科研中搞明白的新东西讲得使原来在这方面没有概念的听者都能明白；想得透彻才能讲得透彻；心里明白，才能表达得明白。这和讲课确有类似之处：用心去教、用心去讲，我相信被心灵所渗透的东西一定会既有趣又有意义。

2、100年才能普及电视

七十年代中期12寸黑白电视机还要凭票，有些电子技术爱好者用5寸示波管自己动手装个电视都能看得津津有味。那时成电的五系是显示专业，他们有从西德进口的40寸大彩电，在其它地方是根本看不到的，我有时就到五系看彩电。当时听五系的老师讲：由于一个电视机就需要一个显像管，他们根据国内所有显像管厂的生产能力计算过，即使假定生产的每一个显像管都是正品，都能用到电视机上，并按当时中国十亿人口计，再假定每10人有一个电视机就算普及电视，则按当时国内所有显像管厂的生产能力总和，在10亿中国人中这样普及电视需要100年。这个计算数据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电子工业的落后状态。

3、“马尾巴的功能”

这是1975年出的电影‘决裂’中的台词。文革时期，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指示下，嘲笑知识、辱骂知识分子是种彰显政治立场坚定的社会风尚，电影‘决裂’就是反映文革中否定文化、否定知识和知识分子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影片，是配合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磅炸弹。这部影片中的这句台词，在社会上一时成了嘲笑老师、嘲笑知识的流行语。

当年成电的教育区和住宅区混在一起，上课时有些路过的小孩会在教室窗外大叫“马尾巴的功能”，但每次总是工农兵学员马上站起来把这些窗外嚷嚷的小孩轰走。经过多年在社会基层的折腾，他们已知道读书的机会多么珍贵；已有些明白真正的知识是一种高度的个人经验，这一线光明只有通过努力学习、认真领悟这样公正的渠道，才能输送到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因此即使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工农兵学员还是很珍惜有人给他们传授知识的上课时间。

文革时的当权派们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思潮；值得玩味的是当大学重又恢复招生，也是这些当权派努力把自己孩子先送入大学。当时传说工农兵学员中干部子女比例较高，我从来不问学生的家庭背景，但印象中仍有二个估计好像是干部子女的例子。一个例子是我看到学生中在传阅那时社会上看不到的外国翻译小说，我也常从他们手里借来看看，次数多了我不由得问这种书从哪里搞来的？有人回答是从李井泉家图书馆借的。

在邓小平也已经复出的七十年代中期，仍能自由进出李家并能拿出当时一般人看不到的书籍，能做到这些的学生，想来其家长也有相应官职？另一个例子更明显，当时有个女生未婚怀孕，糊里糊涂把孩子生下后，从二楼学生宿舍直接把婴儿扔到楼下垃圾堆，再用冷水洗身上血污，然后发烧送入校医院，诊断为产后热，马上通知家长，家长来校后把女儿送到成都大医院的同时，立即把她从成电转学到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该校当时是军校，部队编制。没有大权在握的家长，岂能做到？

1977年冬恢复高考，全国有几百万人参加考试，有同事让我帮其孩子补习，后考进了学校，春节时硬要我到他家吃饭以示感谢。我觉得春节是家庭团聚时间，我决定春节时不去，过了春节才去他家，他家硬是把春节凭票供应的年货留着等我来吃。

那时没有冰箱，成都冬天又不冷，春节前烧的菜每天热一遍又留着。我去后看到那些热了一遍又一遍的凭票荤菜，听着他们的诉说，深感内疚；而他们仍千谢万谢。从中我体会到：只要不是饿肚子的时代，实际上很多中国人还是认为学知识比吃喝对人生更有意义。

想想1975年反智电影‘决裂’红遍中国大地，仅仅2-3年后在1977冬到1978年夏就有一千多万人报考大学，由此使人感到很多中国人其实都是真心希望智慧之花能开遍中华大地。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考研提供了从事物理研究和回上海的可能，这真是既有趣又有意义。物理、科学院和上海这三个关键词让我决定报考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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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6 13:40
三、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开始回归物理

去成电报到后我被分在六系即基础课物理教研室，由于当时全国教改 ...

四、后记

1978年10月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汤定元先生凝聚态物理专业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毕业时，根据当时学科发展需要和我的特点，汤先生要我改做凝聚态理论研究。在我做凝聚态理论工作后得到了复旦孙鑫教授的很多帮助，孙教授是理论物理领域的佼佼者，我很感谢他，对他的各种帮助铭记在心；并从科研实践中领悟到只有专注和热爱、进而用心灵所渗透的东西才可能有趣、有价值、而且有意义。

在我刚开始凝聚态理论工作时就听彭恒武先生说：“我们的社会处于非平衡状态，一个人要适应此非平衡状态，为此必须抓住时机，服从领导按排，干些工作”。果真从1999年起，技物所因某种难以启齿的中国特色，实行“女同志55岁一刀切”的土政策。当时的所长自嘲地说“我没有本事分谁好谁差，我只有一刀切的本事”。

自1999年到2003年上海技物所执行了这项土政策。在整个科学院只有技物所，在上海也只有技物所，实行“女同志55岁一刀切”的政策，也算是朵“奇葩”吧。因这项土政策，我于2001年底办了退休手续，但仍返聘。办退休手续后主要不方便是不能申请基金，那时所领导因我发表学术论文多，让我去负责科技期刊《红外与毫米波学报》，主要任务是学术上把关；不再做具体科研工作了。

从1981年到2001年这20年科研时间，我从事半导体光电子物理和有机薄膜光电磁机理的探索研究。主要工作是作为课题负责人，负责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C60的非线性激发和红外振动模》、《电子相互作用对电场激励下高分子链中激子极化子的影响》等；负责并承担国家高性能计算机的计算基金课题《半导体聚合物的电致发光效应和磁效应机理》、《有机光电子材料的低能激发态》、《光激发和掺杂富勒烯C60的动力学响应和弛豫》等；还承担了红外物理国家实验室的多项课题。

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及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科研论文九十多篇。作为主要研究骨干之一，因“导电聚合物中孤子定域模”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因“一维导电聚合物局域模”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因“导电高分子中的电子关联”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因“导电高分子中的电子关联和键结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1990年获国际理论物理中心资助（在意大利费用和单程路费）到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做访问学者；1994年获英国皇家学会资助（在英国费用和来回机票）到剑桥大学开文迪什实验室凝聚态理论研究组做访问教授；

1999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在美国费用和来回机票）到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Ames实验室做凝聚态物理研究。1991年被授予“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1999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IWISE (International Women inScience & Engineering) Fellow。2001年3月被评为上海市科技系统三八红旗手。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6 13:48
四、后记

1978年10月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汤定元先生凝聚态物理专业研究生。1981年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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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司点滴

一班 惠程智 朱三又

2016年4月，唐宗岳来电称杨绍从美国回来，想会一会当年在乔司农场一起接受再教育的同学，于是我们约了朱三又、唐成全、胥庆云等与杨绍在“上海一号”见面，后又游玩了静安公园。同学见面，自然一番寒暄，暂且不提。勾起了我对乔司农场的回忆——两年的农场生活不算太长，但仍有许多难忘的点滴值得与众学友们分享......

二营六连

我们所在的农场全称是浙江省军区乔司农场，有四个营，每个营有四个连，全场有几千学生。当地驻军二十军是经历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解放一江山岛战役的英雄部队。连长、指导员、司务长都是部队派到连里的现役军人。

我们是二营六连大部分是复旦毕业的，物理系二十位同学分在一排一班、二班。当时带领我们报到的是我班杨龙其，他当时是校毕业生分配办的工作人员，班长的人选也是他与部队领导参与商定的。

我年级1～4班组成一班，班长陈有松，是中山大学毕业的，中共党员（广东人能吃苦，也关心人，可惜后来意见不同，形同陌路），副班长韩国泰，还有中文系沈翰德（绰号“老骨头”），后来黄以和调到五连。

二班班长朱兆堂，副班长是数学系马宝发。三班班长是数学系马乃干（原系革委会主任），三班有一位体院毕业的“庄老虎”(庄言政的雅号)，学的专业是足球，个子不高，是连队篮球队长；我也是队员之一，滥竿充数而已。

四班是生物系。茅象勤分在炊事班。毛蕴华是女同学，在三排，也担任班长。我们总算幸运的，都是熟悉的在一起。从62年进校算起，是第七、第八个年头，只是换了地方；有的农场全部打散，熟悉的同学们不能分在一个班，美其名曰有利于接受再教育。

两个农场

旁边还有个乔司劳改农场。初期我们场的营房（茅草房）没有建好，就暂时借住在劳改农场里。有些刑满释放人员，留场劳动，穿着山清水绿，上下身都是“涤卡”，相反我们学生倒显得寒酸，有些连队的北方同学在旧衣服外扎一根草绳，经常被附近居民误认为是劳改犯呢。

一天庄言政、马宝发等横渡钱塘江，到了萧山一带，去小饭店吃饭，因只穿游泳褲，也被误认为是劳改犯。后来打电话到场部，才知道是误会，足可见当地老百姓“警惕性”很高！夜深人静时，只听到呲啦啦、呲啦啦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那是戴脚镣的重刑犯走过时，链条拖地的响声，传得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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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6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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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司点滴

第一次考验

首次任务是开一条小河，今天看来小事一桩——只要测量好，进度按照计划，用挖掘机开挖就可以了；当时却不是这样。我们用一种柄很长、头很窄的工兵铲，很锋利。记得马宝发的脚跟被蹭了一下，流了不少血，伤口很难愈合，休息了好多天。

我们用铲把泥土铲到箩筐里，然后挑到上面倒掉。人赤脚站在泥土上，一下、二下后，原来很硬的泥巴变得软软的，越陷越深，拨都拨不出。当腿陷在淤泥中时是一点都动不了的，只能把一只腿左右摇动直到腿的周围有了空隙,再摇另一只腿摇到腿的周围不被河泥裹住。这时人才能爬出一直陷到大腿的河底淤泥。

在冲积平原的沙土中开河下面挖、上面坍,开河开成了池塘。我们苦中作乐,比谁挖得多挑得多。马宝发、庄言政把扁担都挑断了。无论男同学还是女同学都经受住了这第一次考验。从此解放军连长、指导员也另眼相看。当然，我们也付出代价，由于长期浸泡在水里，唐成全关节发炎，和三班胡康生（数学系）一起，一度病退回上海。

有一位女同学、不知是哪个系，身材顶瘦小、单薄的，每次挑担时，腰伸不直，背总弓着，很吃力的样子，姿势不太好看，于是有“促狭”者起绰号“虾米”。

我想这位女同学也是很坚强。能挺过二年真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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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6 14:22
第一次考验

首次任务是开一条小河，今天看来小事一桩——只要测量好，进度按照计划，用挖掘机开挖就可 ...

雨后春笋

1968年还是物资供应不足的年代，我们发43元工资（确切数字无法求证）还有四张工业券,凭券可买小核桃、丝棉。小核桃一张券买一斤,当时是0.60元一斤。这也算是一种享受了。每人每月伙食费，开始只有大概10元左右。很艰苦,基本吃素,多亏粮食定量每人50斤。出公差，乘解放军军车去粮库拉米，都是新米, 一人扛着180斤大米包，晃晃悠悠走跳板，当然要体力强的。

大锅饭烧出来的米饭油光光的,没菜也能吃上一大搪瓷碗，我记得能吃二大碗，连女同学都能吃一大碗。托了解放军的福，十多年没吃过这么好的米饭。肉包子能吃10个，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包的肉馅，比现在的巴比馒头还大。

又到春天了，我们一班輪到育种，晚上要值班。下了几㘯雨，竹林里冒出小尖尖的竹笋，朱三又拿着铁锹，打着手电，来到竹林里，把刚刚露头一、二寸的嫰笋头采下，回到伙房，起了油鍋翻炒，再小火焖一下，直到清香四溢，从采摘到出鍋，不过个把小时，如此鲜嫩的油焖笋味道是在大城市成长的我们第一次有这样口福。

“牧鹅马季”

1969年连里自己种了蔬菜——绿叶菜、黄瓜、西红柿、茄子都有。场里还养了猪,我们连派了中文系的张文周去专职饲养。

更妙的是连里养起了鹅,开春去买几十只小鹅,担当饲养员的是数学系的章立鹏。一开始小鹅真不好养,半夜里还要喂食。边学边干,记得小鹅欢喜吃莴笋叶,切碎了一天喂好几次。小鹅长得很快,四五个月就长成大约十斤的大鹅了，文只是肥了大鹅，瘦了立鹏。有时会把鹅赶到野外放牧，蓝天白云、青青的草、一群雪白的鹅，随着牧鹅人的吆喝声，摇摇摆摆、嘎嘎嘎叫着走来。多么美妙的诗情画意啊！这情景是六連独有的，因为养鵝只有六連一家（注：记忆有错，其他连队也养鹅的。转者）。

逢年过节不是宰鹅就是杀猪,大大地改善了伙食。这也要感谢上士给养员王文荣（数学系）会当家，精打细算会采购、也会安排；他下得了地会种花式菜；上得了灶台能开大油锅，炸排骨时在鍋底放上一点水，再倒油，油温不会过高，炸出的排骨外脆里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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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6 14:33
雨后春笋

1968年还是物资供应不足的年代，我们发43元工资（确切数字无法求证）还有四张工业券,凭券可买 ...

各地来信


农场中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有点沉闷的政治氛围外，略感欣慰的是可以读到各地来信。不光有家信，还有同学们的来信，如王海峰的来信，描述了贵州苗族姑娘的服装、头饰，还附有一幅精美图，说她们的生活习惯是不喜欢洗澡……。


雪夜拉练

有一年隆冬刮暴风雪，当然我们的草屋内也是到了零下几度——因为清晨毛巾全都结冰了。有一天深夜大约十二时，突然一阵阵急促的哨声，紧急集合，进农场两年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我们按部队编制，连长和排长都是现役军人。他们大声说：“快！快！紧急集合！不准开灯！”然后大家忙作一团，黑暗中胡乱穿好衣服。

集合后也不讲什么，在雪地里一脚深，一脚浅,又惊又怕跌跌撞撞走了一个多小时,跑鞋裤腿全部湿透了,人都快冻僵了，回到连队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发现竟然还有个别同学压根儿没有听到哨子响，不知道昨晚发生的事情。过了几天我们才了解到原来是浙江省军区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一派处于下风，所以把气撒在我们学生身上，想出雪夜拉练这种馊主意。据说，在离开农场前夕，在非公开场合，连队干部曾表示过歉意。

戴眼镜的小偷

我们是毕业后到农场，按浙江六类地区标准领工资，比上海略低一点，每月43元，9月第一次领3个月工资，补7月和8月两个月的。除去10元左右伙食费都有节余，每月寄给家里一半，留一点零花钱，一般都不再去办储蓄卡。差不多一个月去一次杭州，散散心，也花不了多少钱。

一连有一位同学平时很节俭，据说吃棒冰的4分钱，也要入帐，在场部储蓄所存了不少钱，存折放在枕头里，还是枕头下，突然有一天发现少了几十元。

他急忙去储蓄所询问，结果工作人员告诉他是一位戴眼镜的人来取的钱。该小偷蛮精明的，没有把卡内的钱全取出来，另外又选择了星期天，把存折又放回原处。大家都休息时，很难查清楚；至于去查戴眼镜的同学，更难——超过一半人戴着眼镜。直到离开农场也没听说破案。不过该小偷贼心不死，终会有失手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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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6 14:39
各地来信

楼宇倍同学

我们六连当时也分成二派，好像复旦理科的为一派；文科的中文系、历史系、政治经济系的以及上海外国语学院属于另一派，斗得不可开交。总之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

楼宇倍是杭州人，他父亲是留欧的教授。楼宇倍性格直爽憨厚，待人诚恳、无城府，身体结实，在整个连队可算是劳动的好把式。业余时间他喜欢组装电子管收音机，由于农场是沿海，美国之音波段较强，甚至矿石收音机也能收到，可能在调试收音机时偶尔收到过美国之音，当时是大事情（被审查）。

有一天早上大家发现楼宇倍的蚊帐上沾满血迹，原来他把双面刀片掰碎吞下了，手也被刀片割破，流了不少血。大家赶忙报告连部，伙房炒了韭菜，整根叫他吞下，立刻送到解放军360医院抢救，连里派班长和朱三又一起去陪护，幸好经过治疗没有大碍，过了几天又能吃上几个包子了。

离开农场后，我还去过杭州楼宇倍家中几次，拜访过他父母，他还热心的帮我订旅馆。我们校庆聚会后不久，就传来了噩耗，2012年6月16日楼宇倍同学遭遇车祸不幸去世了，令人痛惜，但他乐于助人的形象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

生物系“小黄鱼”同学


在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一天，四班生物系一名同学绰号叫“小黄鱼”（年代久远恕我叫不出他名字）声称他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人，上午他洗净了所有脏衣服。下午他去了钱塘江边，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正一步步逼近他。

他和几个同学在江边一起游玩戏水，由于不识水性和地形，被江流慢慢推离岸边，等发现呼救的时候，三班长马乃干，立即跃入江中，救起另外一位同学，但是“小黄鱼”已经冲得很远了。当天正值新安江电站水库泄洪（当时信息不通，没有任何预警信号，更不知道上游还有千岛湖水库），水流湍急，漩涡把我们的“小黄鱼”同学卷了进去。直到第二天才在附近打捞到他的遗体，他的亲属从家乡赶来，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欲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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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6 14:46
楼宇倍同学

我们六连当时也分成二派，好像复旦理科的为一派；文科的中文系、历史系、政治经济系的以及 ...

观潮

1968年中秋节正巧是星期天，朱三又、唐宗岳和我提前向连队请假。因为星期天去杭州等地要连部给名额的，一般一个月轮到一次。

清晨，我们从农场驻地出发，直奔海宁，即观钱塘江潮水的最佳点。由于交通不便，先要走上一个半小时以上的土路才能到达乔司镇，乘上汽车还要转乘另一辆长途汽车。到达目的地已临近中午时分，看到岸边已有稀稀落落的人群，与现在人山人海的观潮人群根本无法相比。

过了一会儿只见远处有无数小亮点，有轻微的轰鸣声，再过一会儿，小亮点渐渐连成一条直线，轰鸣声也越来越大。人群也有些骚动，有人开始往岸边靠，只听见纠察用喇叭大声叫：“前面危险，往后靠！”后来听说那一年有一对新婚夫妇竟然就被潮水卷走了。

转瞬间，潮头内白浪上下翻滚，带着轰鸣声排山倒海过来。离几十米时，估计潮头有一人多高，但江面太广阔，无法找到参照物，所有船只已全部进港。当潮头打向岸边激起浪花，至少有二层楼高，人群不由自主往后退。

第一次看到如此奇妙壮观的自然现象，内心深深震撼。潮起潮落，周而复始，经久不息，人生也是如此，起起伏伏，有高潮也有低谷。

乔司二年的生活也是一个片段。2004年9月24日马宝发邀请乔司六连同学回复旦相聚时，我问一位担任行长的苏同学有何感受，他说了四个字：“如履薄冰！”，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英语起步

有一天，杨绍说要学习英语的可以开始学了，推荐的教材是“ESSENTIAL ENGLISHFOR FOREIGN STUDENTS”,一套四册。到了星期天，朱三又、唐宗岳和我一起去了杭州外文书店购了好几套英文教材，我们原来学俄文的开始学英文了。

于是我凭借郑易里编的英华大辞典（1965年再版）（朱三又一直羡慕我有这本辞典）开始学习，碰到不懂的地方就请教杨绍，还有唐宗岳、胥庆云等——原来学过英文的同学都是我的老师。一次杨绍看到我在课文的单词边注音标，就说最好记在脑子里，记得牢。就这样一个个单词、一个个音标、一篇篇课文，加上教材里面的主角HOB也很有趣，就这样囫囵吞枣啃了好几册。

我们毕竟是悄悄躲在蚊帐里学，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也是无奈之时举。在收工后到晚饭前约有一个小时空闲，或料理私事或休息。杨绍、庆云、宗岳等经常趁天气晴朗夕阳西下时到堤上散步，杨绍就把精彩的课文背一篇，再讲解一遍。

杨绍从中学开始一年一册精读ESSENTIAL ENGLISH，到指哪儿背哪儿的精通，看出他的水平决非一般，之后他在计量局考出国英语获得第一也不足为奇了。在校时，英文教师说根据杨绍和龚民义两人的英文水平可以不来听课。

尽管我当时学的还是哑巴英语，总归打下了基础。1988年亚太地区计量讲座，面对20多名外国学员，我担任过教员，编写了教材，并用英语宣讲、答疑。看来还是在农场起步的，我要感谢杨绍等同学。70年离开农场，分配到上海仪表冲压件厂，与顾继青、李睿标、凌启渝是同事。

74年我和顾继青一起调到计量局。 75年许如彭从二光厂过来；又先后吸纳了王炯毅、杨绍。这样我们大班居然有五位在同一单位，世界太小了。离开乔司前，印发的通讯录是王炯毅刻的钢板，秀丽的字体印象颇深，可惜保存多年，近来要用却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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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6 14:57
观潮

1968年中秋节正巧是星期天，朱三又、唐宗岳和我提前向连队请假。因为星期天去杭州等地要连部给名额 ...

老三篇

星期天场部会放映电影。大家戏称老三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每部电影不知看了多少遍，有些台词都背得出。

幸好五连有上戏学生，七连有上音学生。经过特批，在农场期间可自带乐器，以免琴技荒疏。这样我们就可以听到长笛、短笛、双簧管、薩克斯、大小提琴以及许多说不出名字如巴松等乐器演奏的美妙旋律以及练唱的花腔女高音，丰富了业余周末生活。

上音和上戏的同学还可以出去巡回演出。如当时红得发紫的钢琴大师殷承宗的弟弟殷承基也在五连接受再教育。当然我们只有羡慕的份。

围棋启蒙

1962年进校时下过象棋，颜种旺（高校冠军）可以饶我一只马，但大学功课紧张，没有时间下棋。班级中只有陈惕民、周国平可以与颜种旺较量较量，其他人都不是对手。

在农场空闲时间多了，马宝发是象棋高手，也是复旦校队的，比一般人要高出一截，与他旗鼓相当的不多。桥牌是可以打打，还是数学系高手多。只有围棋是雅俗共赏，各种档次都能找到对手。尤其胡康生还是全校第三名，第二名王保利是我的中学同学。后分配去东北，据说也当了个围棋教练。

而一河之隔（小河浜）的一连，上海科大有一位也是高校围棋队的高手。一般是约好星期天来下，围观的人是里三层外三层，围得密不透风。尤其是二人激烈的厮杀，滚包等手法看的过瘾，在当时平淡的生活里也是一种乐趣。

虽然我后来也没有机会下棋，仍一直关注围棋，在退休后订了天元围棋频道，凡有围甲联赛的直播，以及AlphaGo与李世石的人机大战，柯李之战等等比赛都会观看，总之既能增强记忆，又能陶冶情操何乐而不为呢？

结语

正如杜诗所说，“五十年间似反掌”。两年在人生的长河中只不过是很小一段，但每每回想起乔司农场和同学们朝夕相处的岁月，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仿佛都历历在目，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让我们从古稀之年开始以健康乐观的心态，迎接好人生的每一天。

本文抛砖引玉，希望乔司战友、同学也能共同回顾这段不平常的经历。

（文中“第一次考验”、“ 雨后春笋”、“牧鹅马季”由朱三又执笔；唐宗岳、唐成全、王炯毅、沈兴祖等也对本文提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john-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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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縣長經驗談 袁守成

袁守成（1905-？)四川射洪人，国民革命军成都中央军校训练部少将教官，后任国民政府台湾省农会人员训练所所长。

生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毕业于东山书院经史馆、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1936年任福建南靖县县长。抗日战争初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负责组训民众。1939年春任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考核组组长。是年秋任四川泸县县长，后曾任四川省政府建设厅驿运处处长。1944年春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少将教官。1945年8月11日任四川省合作事业管理处处长。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兼任四川农地减租委员会总干事。

去台湾后，仍为“国民大会”代表。并任台湾农会人员讲习所教育处长十八年，并兼过赴非洲农耕队队员训练班主任。1990年2月当选为“国民大会”第八次会议主席团主席。著有《基层政治建设》、《日本农协的组织业务和教育》等书。 

　安定人事提高效率　

民国二十八年八月我在重庆中训团党政班第三期服务完毕，得到上级长官的允准和各方面的谅解，遂兼程去成都。还未见到王缆绪（治易）主席，他即已发表我为泸县县长，见到王主席，他大声说：“周、刘二相公胡作非为，可与之硬碰，你为中央培植的干部，何惧之有！直至不能做下去时，且可升任。”周、刘二相公指周成虎、刘树臣，均为师长，其时正与其他军队共七个师，通电反对王治易。

当时客人正多，同立一过道大厅，即于过道末端设一桌，王时坐时立，正与严啸虎等大声争执，未便与之辩正。前方抗战吃紧之时，为正国际视听，为巩固后防，均需要安定，何能掀起风波，动摇大局。周、刘两师长如真有不如理想之行动，可予纠正劝告，能化干戈为玉帛，节惜民力，以利抗战大业，方为上策。

⋯⋯

旧式档案，管理毫不科学，每一文件之归档，究竟存放何处，全凭管档案者之记忆，如管档的人死亡或更替，则查卷之困难立至。我决心整理档案，先规定经费与人员及完成时期，然后就县府整个主管事件，分类分卷，每办一文，即由主办者于文上注明归何类何卷，并于各单位收发文簿上同时注明，而档案室之归档簿与档案卡，注明更详，以后任何一人查卷，须臾可办。旧卷甚多，新件又源源而来，费时数月，始克完成。严格遵照预算科目，发放各机构经费，到期必发，决不拖欠，事前由县府各单位主管，将所属应发经费，开单送会计室开发支付。并尽量利用各机构来城开会期间，当场支付，事后由会计室派员赴各机构查核支付情形，如有吞没、折扣、挪用、浪费等事，呈报分别处理。而财务委员会之收支情形，亦有稽核人员随时查报，会计室之帐册，井然有序，日报、月报，不得缺漏。各机关经费之能合理处理，行政效率亦随之增高。省税有征收局主管，地方财务收支则全操乎财务委员会之手，地方派系之争执，亦全以财委会为目标。散布各乡镇之公产租佃、屠宰及市场收益等之承包，多为地方人士所把持，自非力图整顿防止中饱不可。

财务委员长以品学较优之阴仑表充当，征收以号称圣人之颜春芹任之(大约1939年8月袁守成当泸县县長后)，并作通盘整理，重估租佃与承包额，公开标包，凡标得的，决维护其行使职务，代为排除困难，而应解款项，均有定期，毫不变更。因此收入标额几达倍数，此非加重人民负担，实只将中饱者归公而已。以此款用之于教育建设，地方自得其利。

过去各机构经常费，常有拖欠或打折扣分发情事，从此则财源充沛，库存极丰，按时发放，从无短欠，财务上轨道，各机关经费不生困难，则整个县政之推进，自然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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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三剑客”昆明落网记＂
文/肖荣华

  ⋯⋯ 号称国民党军统“三剑客”的沈醉、徐远举、周养浩三人正是在云南起义中被抓捕的，他们本打算随运输机飞往台湾，不想被卢汉扣留。得知“三剑客”被捕，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亲自对三人审讯。

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三个国民党特务对自己所犯的恶行表示了悔过。审讯后，按照公安部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安排，三人被押送重庆正式宣判，并被分别关押在秦城监狱等处，继续进行审理和改造。

⋯⋯ 尽管徐远举煞费苦心，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仍十分活跃。这引起军政当局对徐远举的不满。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掌握了很多破案线索，但为了争功就是不把重要情报与徐远举共享，弄得他十分气恼。就在此时，保密局的人事变动帮了他的大忙。

徐远举的黄埔同学——老牌特务颜齐接替吕世琨担任保密局重庆站站长。颜齐是黄埔六期生，资格比徐远举还老。但国民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天下黄埔是一家”，两个黄埔毕业的同学凑在一起，且都是从事特务工作，又一起在洪公祠特务训练班接受军统特务训练，两人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颜齐的到来令徐远举十分高兴，他设下丰盛宴席为老同学接风。席间，徐远举不时唉声叹气，颜齐忙问老同学何故？徐远举手拍桌子愤怒说道：“妈的，这共产党实在太猖狂了，闹得我们二处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前不久，他们还把共产党的地下报纸《挺进报》送到朱绍良长官案桌上，弄得朱长官把我叫去臭骂一顿。这些共匪实在是太可恶！”颜齐见老友发怒，于是将掌握的《挺进报》的情况透露给徐远举。

两人联手办案，很快就逮捕了任达哉（《红岩》中甫志高的原型）。酷刑之下，任达哉向徐远举出卖了重庆地下党市委委员许建业（《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在任达哉的出卖下，重庆地下党工委书记刘国定也遭到逮捕。刘国定经不住酷刑的拷打，不久就选择了叛变。这又造成大批共产党员被抓，川康特委130余名中共地下党员先后被捕，《挺进报》机关遭受严重破坏，负责人陈然被捕。在被捕的130多名党员中，绝大部分党员相当坚强，许多人被打得皮开肉绽也不出卖党组织和自己的同志。

⋯徐远举和他的老同学颜齐，由于破获了重庆地下党组织，抓捕了100多名共产党而立功受奖，颜齐还被晋升为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但好景不长，两个老牌特务还没来及分享受勋的喜悦心情，解放军的大炮已构筑在长江边上。

此后不久，徐远举和周养浩奉蒋介石、毛人凤的命令，指挥特务于1949年9月6日，将杨虎城一家和宋绮云一家杀害于松林坡戴公祠。接着，他们又将东北军副军长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及张学良的副官李英毅杀害。在11·27大屠杀中，徐远举和周养浩等刽子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300多名革命志士和民主党派人士惨遭杀害。⋯⋯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 17:21
1966年6月，中南建筑设计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王秉忱首当其冲，是中南建筑设计院第一批被院党委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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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想－为纪念祖父王季梁逝世四十周年而作＂

王天骏
⋯⋯
1963年的一天，娘娘带我去她一个亲戚家。这个亲戚是我娘娘的表姐，娘娘叫我喊她大阿姨。那天我们是专程去看望正在住院的大阿姨的先生，所以找到大阿姨后我们就直接去了病房。

大阿姨的先生叫朱觉卿（注：他是我表弟的祖父 转截者），七十多岁了。他当时躺在病床上，见我们进去，挣扎着坐了起来。他给我的印象是瘦削憔悴，目光迟缓无力。娘娘和他打过招呼后，把我推到床前，叫我喊姨夫。我喊过姨夫后，就站到一旁，听大人们讲话。我娘娘和大阿姨都是十分健谈的人，话匣子一打开，无锡家常话就再也停不下来。

姨夫和我，一老一少，成了她们龙门阵的听众。我和朱觉卿初次见面，本来也没有什么话说，倒是朱觉卿看着我，仿佛在想什么，想了一下，突然微笑起来，招手叫我过去。“天骏，我还是你爷爷的同学哩。”听到此话，我大吃一惊。我似乎还从来没有碰见过爸爸的‘同学’，更不要说爷爷的了。

爷爷从小就是我们孙辈崇拜的大人物，但他是那么遥远而高不可及。今天突然听见有人自称是爷爷的同学，我的好奇心一下子就上来了。我移到床边，饶有兴趣的问，“真的吗？你们是在哪里的同学？” “那可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们是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 朱觉卿回答道。“你们是同班同学吗 ？”我又问，“那倒也不是,”朱觉卿解释说，“我们当时都在美国东部各自不同的大学里上学，但由于我们都是清朝政府庚款计划派到美国的留学生，在美国经常一起活动，彼此来往还是相当多的。”话到这里，他又接着说，“你爷爷是1909年庚款第一届的，我是1910年第二届的，还有1911年的第三届，三届共180人。

这三届留学生都是辛亥革命前清政府经全国考试选拔派出的。由于这种共同的经历，使我们这三届的同学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当然以后还有第四批，第五批…”说着说着，朱觉卿苍白脸上明显添上了红晕，人似乎也精神了不少。⋯⋯

朱觉卿，江苏金匮人，1888年生。又名朱箓。当年是和胡适，竺可桢，赵元任，胡明复同船赴美留学的70人之一。在李敖的《胡适评传》中附的那张第二批庚款留学录取榜上，朱箓是第七名。他的录取分数还在胡明复、竺可桢之上。朱觉卿回国后，在大学教过数学，做过三十年代全国一流中学——常州中学的校长。后来因仕途之误，长期没有工作。离群索居，郁郁寡欢。就在母亲和我探望后不久，他病情加剧，不久便离开人世。
⋯⋯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已经过去四十年了，那文化革命的一幕幕，依然历历在目。爸爸在六月里就从总建筑师的位置上停职劳动。娘娘是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八月的红色恐怖一起，她马上成为街道里第一批的牛鬼蛇神。花白的头发被红卫兵剪光，一连几个星期都遭革命群众游街批斗。家中从家具、存款到自行车、收音机的几乎所有财物，也都在一队队‘革命的’少男少女们的连日轮番的‘革命行动’中，荡然无存。

我当时是武汉机电工人学校的一名半工半读学生，虽然涉世未深，但也直觉大难临头。遵照学校工作组的指示，我和所有出身不好的同学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回家，天天都在战战兢兢地等待随时都会降临的灭顶之灾。⋯⋯

夏去秋来，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并没有落下。一场由红卫兵的‘抄家、破四旧’为主要特征的运动慢慢转化为‘革命小将的全国大串连’。作为一名黑五类的子女，我本来是没有资格外出串联的，只是由于我所在的学校是由工厂代管，而工厂主管们的政治嗅觉远没有上层建筑里的那些“政治动物”敏感和善变，因而我和班上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才有幸混进了大串连的洪流。我们一行十个人在两个红五类出身、有红卫兵袖章的同学的‘带领’下，从汉口火车站挤上了京广线南下的火车，在株洲转车，在南昌呆了两天。随后又搭上火车，来到了杭州。
⋯⋯

我上一次到杭州大学还是1961年的寒假。当时爸爸带着我和弟弟从上海来看过爷爷。虽说就呆了两天，但我相信我还记得爷爷的家。然而我找到了爷爷家所在的小区，但却怎么也找不到爷爷家那带篱笆的小花园。我知道在杭州大学，只要我开口，一定会找到人告诉我王季梁的家，但我坚持谁也不问。早就是惊弓之鸟的我，深知我的任何一个不慎，都会给我的家人铸下大祸。就这样，我盲目的转了大半个小时。

慢慢地，我意识到，如果我再不问人，我是不大可能找到爷爷的家了。‘问路’还是‘不问’，开始在脑子里斗争。我又想，也许人类那乐于助人的本性一时还不会被无情的革命原则所完全取代吧？我决定再相信一次。我打量起过路的人，不一会，走过一位教师模样又貌似善良的中年妇女。我走上前去，问她是否知道王季梁的家。果然，我的判断没有错，她既没有问我是什么人，也没有盘问我为什么要找王季梁，十分热情的就把我带到了爷爷家的门口。

爷爷住的是一栋小楼的底层，为我开门的是他家的中年保姆。听说我找王季梁，就把我让到了房里。其实进门就是客厅，我一眼就看见了爷爷，爷爷那瘦瘦的身材和特有的山羊胡子与五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气色和精神比我来之前想象的要好。房里一共三人，爷爷、继奶奶德蒙铁6和保姆。看到桌上的饭菜，我才意识到已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了。看来他们的中饭已快吃完，吃的是西餐，桌上摆的是面包、牛油和汤。

爷爷从饭桌边站了起来，听说我还没有吃饭，就让保姆为我下面。我也在饭桌旁坐了下来。这是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面积不会超过六十平方。厅的另外两面墙开有三扇门，分别通向三个小房间。客厅铺着油漆地板，明媚的阳光从窗子里洒进来，把屋子映得很亮。在工厂里呆久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如此温馨的房间了。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里曾被抄过家，还真以为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见到亲人，大家都很兴奋。一来我是不速之客，二来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我注意到继奶奶德蒙铁一直微笑着注视我。然后用英文和爷爷说了句什么。从她的神情和我有限的英语，我猜她是说，‘这孩子长得很漂亮’。德蒙铁下午还要到系里去开会，吃过饭就匆匆走了。

等我吃完面，房间里就剩下我和爷爷两人。我转达了父母的问候，也简单谈了我们家的情况。我说爸爸已停职劳动，但工资还没有停。又说，娘娘听说爷爷的工资停了，问爷爷生活上有没有困难。爷爷说，钱他不需要，他的存款已发还，工资也已解冻。他又解释说，红卫兵来扫四旧时，开始没打算抄家，来后临时改变了主意，于是就抄家了。

以后‘上面’说王季梁教授是保护对象，红卫兵就把抄去的大部分东西发还了。不过红卫兵认为爷爷的书都是‘封、资、修“，因而那放满中外专业书籍和《二十四史》的书房还贴着封条。我提起上午找他寓所的经过，爷爷叹息的回答，你奶奶喜欢养猫和种花，红卫兵和附近的一些中学生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开始是把几只猫弄死了，以后又来把花扯掉，最后就把竹篱小花园给拆了。⋯⋯

我突然想起了一直想问爷爷的一个问题，“爷爷”，我问，“毛主席是否真请你吃过饭？”。爷爷回答，“吃过饭是事实，但不是专门请的。当时政协请客，我们那一桌有八个人，我正好坐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的中间”。我意犹未尽，又问，“那肯定是特意安排的吧？”，爷爷摇摇头说，“我看不是，只不过是碰巧而已”。我请爷爷谈谈当时吃饭的情景，他说，“吃饭前毛主席简单问了几句，没深谈”，接着又说，“毛主席烟抽得厉害，一支接一支。周恩来很能喝酒。”又说，“毛主席的前额饱满，看上去精力充沛”。

我注意到饭桌旁的墙上有一张白纸黑字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也看得出是爷爷的笔迹。他看见我在看语录，就笑着说，“来的红卫兵批评我家里没有毛主席语录，我就自己写了两张，手没有力气，写歪了”。那行字是歪了，从左向上斜，起码歪了二，三十度。

我提起爸爸娘娘都担心爷爷的处境。他解嘲地说，抄家后，周围的人都以为这家人政治上完了，没想到后来我又收到国庆观礼的通知，现在大家又开始另眼相看了。又说，“观礼那天，我去站了几分钟，站不动了，就回了家”。我向爷爷询问了叔叔家的情况，得知叔叔家虽然因为婶婶娘家的地主家庭成分也抄过家，但他有时还能来看看爷爷。我告诉爷爷早上我在浙江大学看到的大字报。我问爷爷，叔叔家我要不要去？他想了想，说，这个时候还是不去为好。

一转眼，我和爷爷聊了两个多小时。我想起爷爷是近八十的人了，不安的说，“爷爷中午要休息，我走了”。爷爷说，我没关系。一再表示挽留。后来看我执意要走，又说，要不，你就在客厅里休息一会吧。我仍坚持要走，于是和爷爷执手告别，走出了他的家。⋯⋯

john-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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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的校花
日期：2014-07-16
作者：钱绍昌
来源：新民晚报

老年人最爱怀旧，怀旧虽然有一丝伤感，却也有很大乐趣。去年11月初圣约翰大学在台北召开全球校友会，到会者最年轻的80岁，最年长的93岁，平均年龄85岁。不少人是坐轮椅来的，有一位“渐冻人”竟然是躺在担架上从美国飞越大洋来到台北的，他如此强烈的怀旧心情实在令人感动。老友相见，无比激动。主持会议的是圣约翰老校友90岁的辜严倬云，她已去世的夫君辜振甫就是“汪辜会谈”的那个“辜”，是一位大实业家。

她本人是清末民初大思想家严复的孙女，宋美龄的好友。她十分热情地宴请校友们，宴会中，当音乐播放起来时，好多老头老太翩翩起舞，我和老伴也参加了进去，这让我回忆起当年在约大时每年举办的圣诞舞会。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1950年的圣诞派对，因为那天我的舞伴是圣约翰排名第一的校花--鸿翔公司的八小姐金智玉，大家都称她为八妹。排名第二的校花是程乃珊的姑妈，我在《在绿房子里学跳舞》这篇文章里曾提到她。第三名是周信芳的女公子。这个排名并非正式选举出来的，而只是大家基本上公认的。

我怎么有幸能请到挂头牌的校花做舞伴？原来由于多年来金鸿翔全家总是找我父亲钱潮治病，我们两家算是世交。那一次我有点异想天开，竟然大胆请八妹做舞伴。见到我来请她，八妹大吃一惊，笑得花枝招展，她想不到我这个念医科的“书呆子”也会找上她。因为圣约翰医科功课极繁重，学生们很少参加娱乐活动，被其他院系的同学视为“书呆子”。不过她还是大方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圣诞那天我去她家接她。她家离我家很近，也在吴江路，那是一栋有东西厢房的石库门大宅子。我轻轻地扣门，一位大姐替我开了门，我胆怯地说明来意，这位大姐高声地喊道：“钱医生的儿子来接八妹跳舞了。”这时八妹的家人都在两边前厢房里好奇地争着看我，我站在天井里，羞涩得抬不起头来。那次party上我得意非凡，好不风光。

以后我就没有再去邀请她，我该有点自知之明。圣约翰富家子弟特多，她是闪耀的红星，后来她果然嫁给了一位大老板的儿子。2009年8月我在《现代家庭》杂志上写了一篇《校花做舞伴》的文章。好几天后忽然接到一个来电，嗓音苍老，自称是金鸿翔的长子金泰康。他自幼体虚多病，是我家的“常客”，他长我3岁。他说看了我的文章，想来找我晤面。

老朋友能光临寒舍，当然欢迎。见面后他告诉我，八妹不是金鸿翔的女儿，而是他弟弟金仪翔的千金。他们是大家庭。他送我一份自编的关于鸿翔公司的小册子，上面有八妹父亲金仪翔的照片。金泰康描述了八妹婚后生活经历，极为坎坷，“文革”中她经受不了长期的迫害，最后不得不告别这个世界。实令我这个老叟唏嘘不已。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7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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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的校花

我的正式“工作”始于外事翻译。至今将近半个世纪。

记得那是1950年夏天，我才19岁，刚念完圣约翰大学医科2年级。此时世界青年代表团即将访问上海。这是解放后上海第一次接待数量较多的外宾。上海市政府对此甚为重视，由当时的外事处长黄华负责，成立接待办公室，下设翻译组，分为英文、法文两个小组。由于上海解放不久，缺乏外事人才，英文翻译就立即由市府从上海两所美国教会大学即圣约翰和沪江的英文系毕业生中挑选。法文翻译则调法国教会大学震旦和法商电车公司。

我记得英文小组有圣约翰的王娴真、林无畏和沪江的王宏洛、王祖美等，全都是女的。而只有我是例外，是一个男的医科学生。我想我之所以“中选”也许和我的中学是教会学校（圣芳济）有关。我们英文小组顾问是沪江大学的彭望荃教授。她约有50岁，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美国留学生，学问极好，慈祥亲切，就像我们这批年轻人的妈妈。遗憾的是她早就在文革期间去世了。我们的第一件工作是把一批约有30万字左右的有关上海历史、政治、经济的资料译成英文。约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项任务。

数据翻译完成后世界青年代表团抵沪。我被派陪同英国代表内特尔登作口译，陪他参观、访问、出席欢迎会、座谈会……等到翻译任务结束，英文系的毕业生就被留在市府外事处。（后来只有林无畏在外事处一直干到退休。王宏洛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当了英语教师。王祖美是女高音，成了专业演员。）外事处的同志问我愿不愿意留下。

我觉得当翻译很不自由，特别是在陪外宾吃饭的时候，人家宾主愉快地交谈，而我得经常放下筷子或刀叉替他们翻译，太辛苦了。何况我当时少年气盛，选择医生这个职业是受范仲淹的影响：“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因此又回到了圣约翰去念医科，告别了译坛。谁知这不是永别而只是暂别。当然，这是长长的一别，待到重作冯妇（是个典故，表示重操旧业的意思）时我已是半百老翁矣。

1954年圣约翰大学医科学院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合并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1954年我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而被分配在附属瑞金医院工作。先是做外科医生。1958年在抢救成功钢铁工人邱财康以后瑞金医院成立了烧伤科，我就专治烧伤病人了。由住院医生而主治医生而主任医生，20年来虽然工作很累而待遇很低，但治愈了许多危重病人，在医学科学上也略有贡献，故曾两次上北京受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等接见并合影。在行医期间，我也搞一些翻译。不过那只是译译医学文章，以供教学和科研之用，范围很窄，工作量也不大。

“文革”后期我突遭厄运，身陷囹圄，五载铁窗，几乎丢了性命。待1980年5月我出狱时，已是将近知命之年，头上还戴着一顶“刑满释放分子”的帽子。瑞金医院拒绝接受我。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工作。其时也，我这个“分子”又兼“无业游民”，妻离子散，无以为生，日子很不好过。真所谓“茕茕子立，形影相吊，引颈四望，无枝可依。”我很少上街。偶尔上街，也是低头而行，“破帽遮颜过闹市”，极不愿见到熟人，因为有的熟人即使与我狭路相逢，也会转过头去，装作不认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至此方有深切的体会。

却是天无绝人之路，是年9月，上海外国语学院由于“文革”10年而致教师队伍青黄不接，故登报招聘英语高年级教师。我为生计所迫，不自量力地鼓起勇气报名应试。应聘者须经过笔试、口试。考试那天，我迟到了一个小时，盖因学校远，而我又坐错了车。到了那儿一看，倒抽一口冷气，两间梯形教室里坐满了三百名正在埋头疾书的应聘者。

我的心情，犹如老童生应乡试，好不胆战心惊。拿到试卷，是要求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译成英文，不得用词典。好在这篇文章幼时念过，对原文理解尚不致有误。我就重新提起放下多年的译笔，硬着头皮将之匆匆译完交卷。下午则是将一篇英文的文学评论译成中文。

中午休息时，我端着饭盒躲在角落里悄悄地吃饭。其他人都在热烈交谈，因为他们不是外语专业的老同学，便是教外语的同行。回家的路上自忖，被录用的希望极小。别的应聘者基本上都是英语老师，大多是教中学的，也有少数是大学教师，只有我是个医生。

在家中干等了一个星期，忽然收到书面通知，说是笔试及格了，让我过两天去口试。真是喜出望外，不胜雀跃之至。口试时到了上外，得知笔试及格者共16名。主试者是裘劭恒教授。裘劭恒教授一上来就用英语问我：“你本来是个医生，怎么会来应聘英语教师？”我也就以英语回答，滔滔不绝地谈自己坎坷的经历。按规定是每人口试10分钟，我却一口气谈了20多分钟。他们听得出了神，也忘了打断我。后来秦小孟教授一看手表，说：“够了，够了。你回家去等着吧。”这次口试我自己觉得很有把握，因为自幼就有英语口语的环境。谁知在家中足足等了10天，却音讯全无。

我想这准是“政审不及格”，怎么可能录用我呢？别再痴心妄想了，还是随便找一份差事混口饭吃吃吧。就在我已完全绝望之时，第二天接到一只传呼电话。是一个陌生人打来的，说的北方口音。他说：“我们是上外，你录取了。”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听不明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问他：“你找我有什么事呀？”他又说：“我是上海外语学院人事处的。你口试及格，被录取了。恭喜你。请你明天上午就来人事处报到。我姓黄，你直接来找我好了。”真是天降福音，使我绝处逢生，我激动得几乎掉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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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7 16:03
我的正式“工作”始于外事翻译。至今将近半个世纪。

记得那是1950年夏天，我才19岁，刚念完圣约翰大学 ...

一到上外人事处，那位董老师告诉我，口试及格者有3人，我这个49岁的“半老头”是最“年轻”的，其他两位均已年近花甲，分别是沪江和燕京两所教会大学英文系毕业的。

董老师立即给我办了录用手续，发给我上外的红校微，这红校徽在当时是很吃香的。然后带我到英语系见系主任章振邦教授。章教授满面笑容地欢迎我，接着就说：“我们决定请你教高年级的英语精读课。有一个班的任课教师突然病倒了，急须找人代课，你就辛苦一下吧。请你后天就上课。”我一听慌了，立即推辞说：“我从没教过外语，怎么能一上来就教职高年级？至少也得让我先学习一阶段吧。”我说这话绝非谦虚之词。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章教授笑着鼓励我说：“你能行。我们知道的。今明两天你去旁听一下别的老师的课，到后天就可以讲课了。”从此，我手中的手术刀换成了粉笔。我的生命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篇章。我这个“刑满释放分子”怎么会被破格录用的？在我的头脑中一直是一个谜。直到3年后在我的错案得到纠正的时候，上外的人事处长王益康才告诉我：“当时三百多名应聘者中你的考分最高，可是你头上却有一顶‘帽子’。在讨论是否录用你的时候有过激烈争论。让一个‘刑满释放分子’登上大学教师教席，国内尚无先例。最后是由王季愚院长毅然亲自拍板的。”

此事《文汇报》立即予以报导，称赞上外领导有胆有识，敢于录用一个“分子”为大学教师。此文一出，引起很大震动，多数人均认为这是重视知识分子的大好事。但在“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下，也有对之大加挞伐的。王益康说：“当时我们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可大呢。”使我痛心的是，王季愚这位可敬的革命老人和外语界前辈不幸在1981年就离开了我们。

做了外语教师，鸭子被赶上了架。讲课时心里虚得很。只能从图书馆里借了不少英美经典著作来读。年龄大了，记性和悟性远不如年轻时，就挑灯夜战，拿出当年读医科时背解剖书的劲儿，拼命往脑袋里灌。上海科教电影厂听说上外有个原是医生的外语教师，就来找我把科教片译成英文。我译了一些，其中有的在国际上得了金奖。我毛遂自荐地给英文的《中国日报》写文章，尚受欢迎。后来编辑部也常约我写一些有关上海科技进展的专稿。上海电视台国际部也来找我将记录片和专题片译成英文。出版社也来约我译小说。我变得应接不暇，疲于奔命，只恨时间不够用。

1985年，在执教近5年之时，我被评为副教授。《文汇报》资深记者郑重得悉此事后认为有新闻价值，就采访了我，写了一篇特稿，题为《从医学专家到外语教授》，文中谈了我年轻时在医学上的成就、文革中苦难的经历和以后的种种变化。郑重的文笔好，文章写得很感动人。刊出的那天早晨，我6时半就离家坐校车来校上课，尚未看到报纸。当我8时走进课堂给国际新闻研究生班上课时，全班同学热烈鼓掌欢迎我。我愣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待见到他们的课桌上摊着《文汇报》，我才明白了。我还接到许多读者的来信，同情我，鼓励我，使我深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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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7 16:13
一到上外人事处，那位董老师告诉我，口试及格者有3人，我这个49岁的“半老头”是最“年轻”的，其他两位 ...

1988年上海电视台译制科长黄其对我说：“我这里有一部美国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鹰冠庄园》，很好看的。你愿意译吗？”我说：“让我试试看吧。”就动手译了起来。此剧情节曲折，跌宕起伏，冲突尖锐，悬念不断，演员阵容又甚坚强。使我最感兴趣的是对白精炼而流畅，幽默而含蓄。翻译起来极为过瘾。

电视剧在上视“海外影视”栏目一播出，收视率极高。许多亲友纷纷打电话来问我：“翻译《鹰冠庄园》的那个钱绍昌是你吗？”触“电”的影响大矣哉。尽管在此以前我已译过不少文章和小说，但其读者量怎能与电视观众相比？至少《中国日报》上的文章是用的我的英文署名QIAN SHAOCHANG 是何许人也？

我顿时成了“影视新朽”――新进入影视界的老朽！自此片约不断，我已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老牛的牛鼻子给牵住了，身不由已，只能向前。由《鹰冠庄园》而《大饭店》，而《钻石》，而《蒙特卡罗》，而《成长的烦恼》，而《冷暖人间》，而《根》，而《浮华世家》，而《迷人的香水》，而《荆棘鸟》，而《卡萨布兰卡》……10年来共翻译了600余部（集）影视片。

其中《成长的烦恼》、《根》、《荆棘鸟》等先后获全国电视译制片一等奖。与此同时我还将一百余部（集）国产片译成英文，也有一些在国际上得了金奖。由于我个人经历之独特，各种媒体常加以介绍。朋友们说我是“老来红”，也有的说我“因祸得福”、“你搞外语比做医生好”，我只好对他们好心的评语报之以苦笑，心里却想的是一句古话：“得失寸心知”。

译海沉浮，几近半个世纪。1950年我初任翻译时才19岁，而今行年六十又八。坎坷半生，黄梁一梦。回顾往昔，恍如隔世。窃思我之得以有今日幸福的晚年，皆感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赐。所憾者我已垂垂老矣，精力大不如前。茫茫译海，风光绮丽，搏击其中，尚有几何？

但愿天假我年，庶几能多出一些译作，以弥补被剥夺的大好年华，则不虚此生矣。

john-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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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小情

作者：阎式松

现在社会上不知什么时候流行起“发小”这个名词。发小，原是北京的一个方言，原意是指从小一起玩耍长大的玩伴，长大后又常交往的朋友。上海地区过去对这样的朋友统称为“穿开裆裤的朋友”，虽然用词低俗大家倒也心知肚明。当下网络发达，自从发小南下，以它简洁明了的用语一统天下，“穿开裆裤的朋友”渐渐淡出人们的用语习惯，聚会场合开口闭口也是发小长发小短。

我于发小情结久矣。退休后多了各种聚会，有初中的同学，有高中的同学，有单位的同事，也有民建的同志，唯独缺少发小的聚会，这就有了寻找小学同学的念头。蒙童时期我在依仁里严老先生处读过私塾，也上过私立的依仁小学，最后在杨浦区第一中心小学读完小学。

我们这些发小同学，在人生的起步阶段，有幸携手共同出发，大家无忧无虑，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奔向前方。虽然在旅途中我们很少知道彼此的信息，但偶尔也会灵光乍现地闪现发小们的面庞。要寻找这些六十多年前的发小同学谈何容易！奇妙的是，当我们走到人生夕阳时刻，由于种种机缘，有上苍的垂怜，让我们又重聚了，其中有着太多的艰辛和偶然。天意怜童年，人间重晚情。悠悠五十载，藕断丝还连。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7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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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小情

十一年前的一个春日傍晚，我唯一还有联系的小学同学金城来访，闲谈中说起了小学同学的往事。金城，住宁国路杭州路口，父亲金竹平是国棉31厂的老中医，喜欢苏州评弹，弹得一手好三弦，母亲在幼儿园当园长。他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我是他家的常客，和他一家都很熟悉。

我们小学同学中，金城，朱敏迅和我三人最喜爱画画，但数金城最为突出。他喜欢素描，油画，我记得他曾在我家鸽棚的阳台上临摹过一幅油画人像，有一平米见方，那是他向亲戚谈炳奎借来的一本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中的一幅，当时他已经画得很有水平了。见我们如此痴迷画画，同学陈可喜介绍了住依仁里103号，同样痴迷画画的韩金宝和我们认识了。

初中毕业后我们三人一起报考浙江美术学院附中，初试都合格了，最终只有金城一人被录取。美院毕业后分配在外地工作，为了回沪，他又报考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砚刻专业，跟随砚刻大师张景安学习砚刻，我曾刻过一方郑慕康仕女图帮了他一点小忙。说来也是造化弄人，一个喜爱油画的却无奈地要去学砚刻。文革中工艺美术研究所派系斗争激烈，可怜不谙人情世故，书生气十足的金城卷入其中遭受诬陷，等文革结束平反后，他已变得沉默木讷，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唉，谁之过？

那天傍晚，我和金城谈到了老同学朱敏迅。朱敏迅小学毕业也考上建设中学，未几即转学黄浦区读中学，从此就失去联系。金城告诉我，他已去北京路朱敏迅的旧居寻访，已经知道他搬迁后的住址和电话。我大喜过望，随即和朱敏迅联系上了，一阵惊喜和寒暄，一个寻找小学同学的计划就此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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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7 17:01
十一年前的一个春日傍晚，我唯一还有联系的小学同学金城来访，闲谈中说起了小学同学的往事。金城，住宁 ...

想到的是周莲英同学，她是我小学和高中的同学，高中同学已经聚会过几次，当我把这个信息告诉她时，她也高兴得情不自禁，恨不得马上和同学相见，这是联系到的第四位同学了。随后我就想到了孟剑英同学，她是我侄女阎洁云在建设中学高中的同学，我轻易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满怀期待地拨通了她的电话，话筒里传来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我们互道问候，简述了现况。

孟剑英同学是个重感情念旧的人，和儿时的童真矜持更多了一份真诚善良。她家和我们阎家还有些渊源，她父亲开的维安医院院址本是我五伯父的地产，经我堂哥阎群介绍转让给了她父亲孟仲法开办医院。我父亲开老虎灶需要用自来水，水源也是从维安医院接过来的。当然，这些都是解放前的陈年往事了。

接着我又翻出了汤永根的电话号码，这是联系的第六位同学了。能找到汤永根纯属偶然，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我路过劳动公园旁的杨浦区工人俱乐部的集邮市场，顺便进入浏览邮票行情，看到一位专心致志观看邮票的人很是面熟，再细细一看，那不是汤包吗？虽三十年未见，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好在看邮票时都会随身带纸笔，就随手记下了他的电话号码。汤永根在同学中的出名在于他家在杨树浦路松潘路口开的馒头店，每次路过店前总会看到他父亲的身影，在店门口做葱油饼蒸包子的样子至今都历历在目，所以印象深刻。

再说说第七位马以海同学。听说他在上海电站辅机厂工作，我查到号码，电话打到总机说明了情况，对方马上告诉我：“马总已经退休，现在某小区当物业主任。”我很轻松就找到了马以海同学，当然，这得益于他在上海电站辅机厂名气太大，他是总经济师，当然在厂里人尽皆知。马以海同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家在平凉路开的棺材店，每次路过想看又不敢看，总是匆匆走过。马以海还有个哥哥叫马以宽，也在中心小学读书，和我姐姐是同学，兄弟俩长得很像，都是方面大耳。

找到了七位同学后，和敏迅兄通了电话，大家都迫不及待盼望着第一次的见面，于是就有了2007年6月15日在东宫花园酒家的第一次同学聚会。那天，敏迅早早来到我家，这是分别51年后的首次见面，儿时的模样还依稀刻画在他的脸上，万千别后情怀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我首先想起的是他儿时送我许多手表表面的场景。

我们一起探访了他儿时居住的普爱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唐朝贺知章的这首诗就成了此时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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