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 在北京.......

tina-go

gracehyh 发表于 2014-10-18 17:00
说到公共汽车，我很羞愧的说，我最熟悉的还是上个世纪我家门前那几路车，每路车的全部站都能依次背下来呢， ...

动物园？白石桥？

gracehyh

tina-go 发表于 2014-11-8 01:46
动物园？白石桥？

不是呢，再猜猜?335，336,114什么的不经过动物园白石桥

tina-go

gracehyh 发表于 2014-11-8 08:35
不是呢，再猜猜?335，336,114什么的不经过动物园白石桥

这三路车 我不熟悉。我在北京的活动范围很小的，在悉尼反而大的多！

可我感觉你家离我特近 就是猜不出

公布谜底吧 哈哈

GardenOfDreams

奈美 发表于 2014-10-13 21:57
既然你知道动物园后门，那你肯定知道我小学，向东小学。旁边是钢研。

我有同学家长是动物园工作的，那时 ...

向东，向阳，气象局

动物园后门儿的桑叶特好，一大张，折好了，湿毛巾裹上，能吃一礼拜！

gracehyh

tina-go 发表于 2014-11-8 08:26
这三路车 我不熟悉。我在北京的活动范围很小的，在悉尼反而大的多！

可我感觉你家离我特近 就是猜不出 ...

以前住甘家口啦，就是那几路车的交集。后来搬到舞蹈学院那里了，直到如今

ItsThere

John_w_farrel 发表于 2014-11-8 08:36
向东，向阳，气象局

动物园后门儿的桑叶特好，一大张，折好了，湿毛巾裹上，能吃一礼拜！

小河流水哗啦啦。
一张桑叶吃一个星期？

GardenOfDreams

ItsThere 发表于 2014-11-8 13:30
小河流水哗啦啦。
一张桑叶吃一个星期？

谁跑去摘桑叶只摘一片儿的？-_-#

ItsThere

John_w_farrel 发表于 2014-11-8 13:42
谁跑去摘桑叶只摘一片儿的？-_-#

你写的，一大张，还折好了。
我还琢磨这摘桑叶不挑嫩的挑个儿大的。。。

GardenOfDreams

ItsThere 发表于 2014-11-8 13:45
你写的，一大张，还折好了。
我还琢磨这摘桑叶不挑嫩的挑个儿大的。。。 ...

是啊，桑叶好，很大一张。。。折好放冰箱。。。但是没说只摘一张阿！

那会儿摘桑叶还真不摘嫩的，就摘片儿大的！

Pwn

bcfc489 发表于 2014-10-10 10:39
魂海淀

吓一跳

看成海淀魂了，好牛

Pwn

tina-go 发表于 2014-9-29 09:55
我小时候在北京，白颐路还叫白石桥路（现在连白颐路也不叫了，改叫啥海淀南大街了是吗）

我小时候在北 ...

修路砍树后，觉得海淀像外地的县城了。

ItsThere

John_w_farrel 发表于 2014-11-8 13:50
是啊，桑叶好，很大一张。。。折好放冰箱。。。但是没说只摘一张阿！

那会儿摘桑叶还真不摘嫩的，就摘片 ...

你家蚕儿牙口好，而且吃冰镇桑叶不拉肚子，哈哈
想起小时候养蚕见过邻居家把蚕放在大盆里吐丝，最后出来一整张蚕丝，不过那些蚕最后连个茧都没有也很可怜。

ItsThere

Pwn 发表于 2014-11-8 14:06
修路砍树后，觉得海淀像外地的县城了。

哪个县城有这么傻宽傻宽的大马六啊

Pwn

yang5637 发表于 2014-8-24 14:23
您夏天在颐和园游过泳吗？六几年文革时，颐和园湖面滴东面有厕所和简易更衣室。湖里用几个废旧汽油桶上面 ...

敢游到深水区的都自称是英雄。
你没参加横渡昆明湖的纪念活动呀？

yang5637

Pwn 发表于 2014-11-8 15:28
敢游到深水区的都自称是英雄。
你没参加横渡昆明湖的纪念活动呀？

还真没有参加过，遗憾啊！O(∩_∩)O哈哈~

gracehyh

ItsThere 发表于 2014-11-8 13:30
小河流水哗啦啦。
一张桑叶吃一个星期？

我小时候家人也总带着我去五塔寺那弄桑叶，哈哈，家里的蚕宝宝有福啦

ItsThere

gracehyh 发表于 2014-11-9 10:45
我小时候家人也总带着我去五塔寺那弄桑叶，哈哈，家里的蚕宝宝有福啦

开始五塔寺就是个破院子，后来拾掇拾掇变成博物馆了。

蒲公英的种子

60后飘过

helensu6365

太有回忆了

傲气雄鹰

解放前中国富豪在解放后的真实生活

　　　　网上有了贵族、上流人与新富豪之争，看看帖子中的十八般武艺与考证，煞是有趣。演员当然是不错，帮腔的也居然帮得严丝合缝，还有老学究出来考证，从周公时代考起，让人看了一场酸秀才谈富豪的滑稽戏。

　　我是中国现代真正富豪、或曰上流社会的嫡亲后代，1949年时，先祖并未逃台或远赴美国。因此，对留在大陆的富豪及其后代在近六十年中的荣辱沉浮，略有所感知。说起来，那是一碗五味杂陈的老中药汤，真是“说不得也，哥哥”！

　　如今的时代不同了，“富豪”或曰上流社会不再是罪恶。君子也不固穷了，人人争说“汝南世家”，豪门六族，还有那1000万美金养一年的纯种马，包机四处乱飞的快意等等，好生意气风发。殊不知，小儿逞逞嘴上工夫，煞是爽快，而真正的富豪在时代变迁中的身不由己、一夜白头、遗祸子孙等等百年伤痛，怎是一个“苦”字了得的！

　　我的先祖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富豪之一。所谓“大写的人”、“非人工的纪念碑”等诸般美誉，他老人家完全当得起。我认为，在中国，谈世家，谈富豪，要有一个分类。49年以前的“官营资本”即所谓“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因资金来源不一样，所以不能在一个等量级上来比较。此外，还有前清一系的遗老，北洋废官家族，也多少有一点家当，都不能拿来一锅烩。

　　我只说民营资本，我先祖无论从业绩上，还是从截止49年的总资产上，排名都是第一的。这一点，有史为证，无须多言。到我出生时，距离那个辉煌顶点不过才三、五年时间，而我已经完全不可能再看到什么纯种马、包机、私人律师之类。

　　我先祖过世得早，我不能设想他如果能熬过来会是如何。但不要说什么“汝南世家”，就是有什么金枝玉叶的“汝南王”还活着，也未必气壮得起来。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受家母委托，曾给梁漱溟先生送一本书。梁先生那时已老，不见任何客人了。书是由楼下的居委会转交的。我看梁住的是木樨地大街22号（或是23号）的高层公寓，叫做高干楼了吧。在当时还是甚为雄伟的，现在也就是一普通的宽敞民房，无甚光彩。当下想，先祖若在世，不过也就是梁先生的地位，不过也就如此。别墅洋房，皆不可能。像南京宁海路、牯岭路早年的那种气势，不知灰飞烟灭多少年了。至于后来又有事到孙越崎爷爷家去，则看到的是一派朴素，家具、装修，如同常人，只是房间宽一些。孙爷爷晚年寂寞，很希望有个什么年轻人去跟他聊一聊。当年他也是做过惊天动地大事、把蒋公气得死去活来的人，晚年却这样平淡，我是很难想象的。再说说我见过的新民报系的创始人，两夫妇也是一样，晚年极为朴素平淡。他们的儿女，都各自有公职，每天忙碌不已。

　　他们固然不能称为“富豪”，但都是没逃台的一批民国时期经济、文化界的佼佼者，当时最豪华的场面，谁没经历过？三十年风云过去，都还健在，已属万幸，哪里有什么金杯玉盏、宝马香车在？

　　古时穷人说富，必是“穿金戴银”，而真正豪门公子说富，只说是戏散了，“灯火下楼台”。富不富，一语可判！

　　49年后，富豪及其后代，大致过着一种怎样的物质文化生活呢？《往事并不如烟》、《上海的风花雪月》、《女特务瓦莉亚》中，多少都有一些透露，以我的经验看，还是比较准确的。纯种马什么的，当是不可能有.他们身上残存的富贵气质，莫不如说，在生活的品味上体现得更多。在五、六十年代“革命方兴、人民当家”的时代，也有一些缝隙，可以过一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这又是后来人很难想象的。

傲气雄鹰

　　关于1949年去留的问题，看来是诸位年轻朋友热衷于讨论的问题。由于受了伪自由主义学者的影响，好多朋友似乎是认为那时的精英人物，智力都有问题，一边是铁幕，一边是自由世界，不跑还等什么？后来他们全体的“沉陷”，完全是咎由自取。其实不然。1949年那时候，国家的形势，绝对不像“马后炮”的伪自由主义学者现在所说的那样。那时候，家母尚且年轻，大学毕业后曾短暂地去过香港，她后来对我说，那时的香港，土里土气，几乎等于乡下，哪里能与大上海比？跑香港，只能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台湾，则一水之隔，风雨飘摇，连蒋公也不相信能守得住。海南岛一失，台湾如大厦将倾，官民一时间都惶惶不可终日。加之国民党溃退时，又是一派穷凶极恶之相，溃兵们对小商业者多有掠夺，对民族企业也屡欲施以破坏，留下的最后形象非常恶劣。所以台湾那个火坑，是个明智的人，就不会去跳。至于美国、英国，固然是西方乐土，我辈应前仆后继地前去投奔，但语言问题，习俗问题、财产转移问题、能否开拓事业的问题、有无奥援的问题，是每一个“成功”的富豪们不能不想的。离开故国，不是说走就走那么容易。比如说，现在的国门就是大开的，而我看发牢骚的年轻人有不少，那么，你们为何不走呢？一个人出去闯荡，尚且要思前想后，要有充足的银钱打底，何况一个工厂，一个产业、一个集团的跨国迁移？

　　再者说，上个世纪的上半叶，国人（包括富豪）中的绝大多数还是爱国的，是民族主义者，只要国家富强就好，谁也不是国民党的死忠分子，为何又要远离呢？

　　那时的中国，是充满了变革的希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之功，而是各阶层、各有关党派共同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国旗，上有五颗星，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星则代表参与建国的四大阶级，一、工人阶级，二、农民阶级，三、民族资产阶级，四、小资产阶级。这第三个阶级，就是现今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过去所说的“民族资本家”。无论在建国之初的“共同纲领”内，还是在当时中央政府的内阁部长中，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新中国开国之初，并没有要将民族资产阶级斩尽杀绝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反而是国家的主人翁之一（即使着仅仅是个说法吧），民族资本家为何要跑呢？战乱结束后，国家还是要建设的，且当时国家的痼疾（兵燹、匪患、娼妓、烟土、地痞、恶霸、拆白党、租界等）正在被逐一清理，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今日得见黄河清矣”的兴奋感，国家、民族也确实是一派向上的气象。“富豪”们选择留下，我认为并没有什么错误。

　　至于后来逐渐发生了一些问题，则是当时的大多数人不能预料的。有些问题，比如“文革”这样的动乱，连共和国的主席都不能预料，那么，我们怎么能苛责民族企业界的精英呢？

傲气雄鹰

　　1945年抗战胜利，国人熬了八年，终于等来云开日出。江浙一带的富豪，八年中基本都将产业撤到了重庆，与国家共荣辱。“8、15”以后，避难的富豪们又面临“复员”的问题，千里长江，将机器、人员、财产运回江浙，谈何容易。时间紧迫，流民思归，船只紧张，甚至雇木船回来的也有，又历尽了不知多少艰辛，耗费不知多少心血，打点了不知多少关卡，才得以成行。富豪们——我指的是旧中国的民营资本家，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受日酋侵略的威胁，也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营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哪里有什么心情夸富？又怎能飞扬跋扈地骑洋马、喝洋酒、包飞机？

　　光复后，富豪们一心以为重开天地，可以大展宏图一番了，却不料国民党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中饱私囊，这种蠢举使这个政权顿失民心。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元券”，百姓买几根油条都要拿成捆成捆的钞票，新疆银行更发行了人类史上罕见的“亿元”大钞。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人也无力回天。民营经济在这种背景下，不知出路何在，心头只有愁云惨雾。因此民族资本家这个阶级，在内战时，多持观望态度，只盼望尘埃早日落定，大多没有跟国民党共进退，甚至有“国民党早点亡了也好”的心态，可谓不足为奇。

　　先祖的产业，遍布华中、华南，产业范围涉及机器制造、电力、煤矿、纺织、金融、交通等等，内战时只能维持不垮，已经谈不上赢利或发展了。各重要城市易手之时，国民党特工机关都曾有毁坏工厂设备的图谋，于是“保厂”又成为头等大事。先祖心劳日拙之状，可想而知。所幸工人此时与资本家的利益基本一致，因保了厂才能有饭吃，所以“护厂队”大都起了重要作用。这方面，中共的地下组织也作了很多工作。

　　1948，大军如狂飙席卷，国人是看了一场大戏。现在的伪自由主义学者论及此，总不免惺惺作态，似乎是什么“铁幕降下了”之类。实况却不如此。当时家父在北平读研，家母在南京本科快要毕业，平津战役一起，被隔在了战线两边，但邮路还能通。家父曾向家母介绍“解放了的北平”之一般情况，说一切正常，市面平安。战线另一面的整个家族为此悬着的心才稍定。接着1949年4月，大军又投鞭长江，进占南京。先祖当时正在香港处理事务，家母在南京，又写信告之，说解放军秋毫无犯，南京只响了一夜枪，就“解放”了，一切正常。

　　江山底定后，共产党待先祖并不薄，无论是新中国的建国方略，还是当时中共面临的实际问题，都还是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的。名份、待遇都有，中共高层对知名的资本家是礼遇有加的，也能非常虚心地听取建议。建国之初合衷共济的景象，还是值得怀念的。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只要不是官僚资本，不是买办（外企的中方人员），资本家还是属于“人民”，是所谓开明的“民主人士”。甚至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都是民主人士坚持要用的。

　　那时，青萍之风尚未起。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并无异常。

傲气雄鹰

　　对于早年间的工商业者，不能一概而论，因资产有大有小，出身也有很大不同。从民国以后，这个阶层渐渐壮大，1927年蒋公定鼎南京后，有个“十年建设”的黄金时期，尽管国外资本与官营资本异常强悍，但民营工商阶级在短期间内仍是蔚为大观，直接影响了时代的潮流和社会价值取向。

　　由于多年的“阶级仇恨”教育，与改革开放后部分先富者“为富不仁”的劣迹，现在的一般人，无论老少，多认为旧社会资本家挣的都是昧心钱，腐化堕落，无恶不作。在1949年以前的工商业者中，确有一小部分人的作为令人不齿，但那多半是做投机生意的，依附权贵，囤积居奇、买空卖空，花天酒地。茅盾先生的《子夜》，剔除其中一些意识形态偏见，大多还是有所本的。

　　而真正做实业的一大批人，则另有胸怀。他们精明、勤俭、深明民族大义，是时代从封建社会转型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一批民族精英。他们的来源，一是来自底层，苦干而出头。一是来自知识界，期冀从商以实现人生报负。他们，都是扎扎实实的实干派。那时候与现在不同，那时的“高干子弟”没有多少下海经商的。无论满清遗少，还是北洋官宦子弟，都差不多，在老北京捧捧坤角儿、偷卖家当、吃喝嫖赌……败光了家底拉倒。认真去从商的，不多。

　　当其时，尤其是由知识分子而从商的，包括“海归派”，有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深受“五四”思潮影响，以富国强民为任，走的是实业救国路线。可惜，这批资产阶级实业派精英生不逢时，发展羽毛未丰，就遭逢外敌入侵，国家军队不能守土，家业千里流亡，多半损失惨重。而本应代表他们利益、保护他们生长的上层建筑，偏又是个“一世而亡”的混帐政权。中国的工商资产阶级，在抗战结束后的三年，实际处于“孤儿”状态，与当时政权的“共生”联系很单薄。据说“四大家族”中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只是党务巨头，没有什么钱。那么有钱的，就剩下“蒋、宋、孔”三家，全是联姻，逃窜之前还不忘搜刮黄金。以一家之利，拉上整个国家垫背，无廉无耻，莫此为甚。无怪国共交锋时，蒋阵营下层流行的一句话是“国民党不亡，没有天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本来很早，有先发之势，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共和执政，但不幸政权先丧北洋之手，后遭蒋氏胡来，错失了实业强国的大好时机。民初以后生成的中国资产阶级，也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先是在战争夹缝里生存，后又莫名其妙地消亡，并长久背上了耻辱的名誉。其后代，更是无辜地历尽艰难与屈辱，怀着终身挥之不去的伤感。

　　



　

　　先祖忧国忧民，笃信“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所有子女，都嘱一定要学理工科，以期用科学技能报效祖国。

　　由于文化意识形态长期对“资本家”的丑化（包括文学、电影、戏剧），可能我们有人至今还是认为，所有的资本家都是敲骨吸髓的黑心狼。当然，这样的老板在旧社会固然是有，但并不能代表全体工商业者。那时，先祖十分关注下属特别基层员工的收入与生活，以荣辱与共的理念来加以凝聚，拔中层干部于普通员工。1949年后，因战乱日久，国家政权变更，融资体系青黄不接，市场疲惫，公司业务萎缩到最低谷，眼看要发不出工资来。先祖曾为此忧心如焚。哪里会像文学人物土财主“周扒皮”那样，以“半夜鸡叫”来压榨劳动者呢？只须想想，只要是个有抱负的企业家，就会注意爱护员工，留住人才，哪个能把自己的员工当敌人？就连老北京店铺掌柜的，都知道要厚待有一技之长的伙计，更何况现代的企业家？“杀鸡取卵”、死命剋扣员工的小老板，我近年来倒是屡屡见过，不过一些庸人而已，活活是巴尔扎克笔下的笑料。也许是工商传统中断得太久了，所以，现在的有些人都不大懂得做买卖的基本原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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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气雄鹰 发表于 2014-11-17 20:55
　　对于早年间的工商业者，不能一概而论，因资产有大有小，出身也有很大不同。从民国以后，这个阶层渐渐壮 ...

帅

傲气雄鹰

　　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自从胡适先生提出这一观点，人们没有不认可的。言说历史，最容易有强烈的爱憎。治史者，有时冲动起来会蒙蔽真实。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人人都知道这是一面能讨好观众的旗子。于是，各种尘埃中的人物，被掘出来打扮登场了，陈寅恪也成了“自由主义斗士”，顾准也成了“自由主义先知”，李慎之也成了“自由主义普罗米修斯”。但是我不信。他们这类人，几乎与自由主义没有什么渊源，一度不合时宜的人物，不一定就是自由主义土壤上长出的蘑菇。自由主义一泛滥，大家就把问题简单化，对于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悲剧性命运，也是如此。但我自是要尊重历史，有一说一。尽管，在“自由主义”大卖场盛行的今天，不断有年轻人嘀嘀咕咕，说“公司合营”是将私人资本“投畀豺虎”，是国家吞掉了私营企业。但历史远不是这么简单。中国的民营资本家，确实是在公私合营后消亡的，这是大不幸。但这不幸，几乎是命定的，他们当时纵有三头六臂，也跳不出这历史的八卦阵。

　　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中共在进城之前，已有了清晰蓝图。与“纯粹的社会主义”苏联不同，设计中的新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允许有私人资本存在。对中共革命与苏联不合的种种举措，斯大林甚为反感，曾经讥讽毛泽东为麦其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麦其琳，就是人造奶油，意谓假货。可见，中苏革命方式，还是大有差异的。建国后，中共没有像苏俄那样，剥夺民族资本家的产业，强迫资本家去劳动，而是让资本家生意照做。至于“纯粹的社会主义”，留待将来再说，将来能有多远？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说过不同的期限，计有“十五年”、“二十年”和“二、三十年”三种说法，总之不着急。

　　1949年的私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是63.3%，举足轻重，中共显然不会蠢到要一锤子把私营企业砸烂。立国之初，国家强制没收的，只是官僚资本和敌伪财产，把它们直接转变成国有经济，当然，这部分资产很重要，直接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这时候，中共与私人资本双方，还是处于和谐的“共存”状态。中共是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与私人资本打交道，向私人资本订货和提供原料，按“市场经济规则”办。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私营和个体经济都将在国有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持其发展”。白纸黑字如此，事实上也大致不差。从开国，到1954年，中国在经济上是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个格局，我们现在的人，太熟悉了，与90年代以来的经济结构差不太多。这一时期，政府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政策，不过是“利用、限制、改造”而已，绝没有“剿灭”这一说。1950年12月30日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是一个具体的限制性法规，包括“行业自律”什么的，总体上还属于理性范围。唯一留下灾祸伏笔的，是监管措施中还有一条，就是“群众运动”。现在的人，连小孩都知道了，中国的群众是万不能“运动”的。自建国以来，只要群众一“运动”，其结果，没有一次不是伤了民族元气的。这个问题，先按下不表。

傲气雄鹰

　　　　在我们中国，有些事情，古代怎么样，现代还是怎么样，是有迹可循的。有些新派学者，老觉得中国古代的招数不好使了，搬些欧美的兵器来，在实际上一用，没有一个不碰得头破血流的。我年轻时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曾看过莫尔的著作《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两部空想社会主义的煌煌经典。欧洲的绅士们确实是可爱，想得可是美，摩尔幻想，在将来的“理想国”里，城乡没有对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平等，达到和谐，一到假日里，城里人就悠哉游哉，结队下乡去帮助农民干活，一路有言笑。这简直是贵族的郊游图了。可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凡“缩小三大差别”的各类举措，如知青下乡、五七干校、城镇工人回乡务农等等、无不搞到怨声载道，苦不堪言。那些欧洲人，你能相信他们的鬼话吗？对“商”这个阶层，我国儒家社会历来实行“抑制政策”，即“重农抑商”。据说古代商人的儿子不得参加科举，穿戴制式也有限制。所以富固然是富，社会地位还是卑微。这些举措，是有些过分，但是适当“抑制”是对的，你不抑制。商人就要抓狂，给你搞出乱子来。你让他们夹着尾巴做人，他可以就做得很优秀。

　　在1950年，资本家阶级就是处于被适度抑制状态，他们从总体上来说，很驯服。知道世道已经变了，能让做生意，就已很不错了，时代在前进，他们身上有“原罪”，必须要表现好好的。从这时起，资本家阶层，都多少有了一些“赎罪”意识。这一年，他们的社团与政党积极做了如下几件事情，学习宣传国家政策法令，进行自我教育；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参加政府组织的物资交流活动；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参加土改。这都是当年几项最时尚的活动，资本家不甘人后，有的还做得比较超前。就拿投入抗美援朝来说，现在大家只知道豫剧名伶常香玉捐飞机，殊不知，当年的中国资本家为国不知捐了多少飞机、大炮、坦克与高射炮，现在的媒体却一概不提了。历史就是这么可悲，“资本家还能爱国吗”成了永久的思维定势。

　　以当年的天津工商界为例，1950年11月。仁立公司总经理朱继圣提出捐献“仁立号”飞机1架，同时提出捐献6个月超产部分产品15％的利润，一语惊人，商界哗然。紧接着，李烛尘代表永利、久大捐献“永利号”飞机1架；孙冰如代表寿丰面粉公司捐献飞机1架；毕鸣岐等人的进出口公司捐献飞机5架。董少臣的五金同业公会捐献飞机2架……。青年企业家刘绳武结婚不久，即将结婚戒指捐献，其他如杨天受、陈锡三、宗德淳、王云鹏、齐业五等也都踊跃捐献，掀起工商界爱国的首个浪潮。后天津工商界普遍开展捐献活动，共收到捐款人民币(包括利息)227，692，520元，全部转交抗美援朝天津分会；另有民建会员所在企业或同业公会捐献飞机16架、大炮2门、高射炮2门及现金2，924，650，000元(以上均为旧人民币)。为支援志愿军，天津工商界还开展劳军运动，赠送大量生活必需品和食品到前线慰劳将士。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慰问品占天津全市慰问品的一半。说资本家不爱国吗？看这情形又说不通。我看，起码他们还有爱国的一面吧。

　　如果历史都照50年这样下来，中国的资本家，后来可就洪福齐天了，国家和老百姓也都幸甚，不至于到70年代末买手表、自行车、肥皂、火柴还要凭票券。电视机、冰箱在中国大概早也就普及了。可惜，天不遂人愿，我们国家那时候要建独立的工业体系，美中交了手，美国绝不可能帮助我们，我们只能死死靠住苏联，以计划经济立国，以求迅速强大。这一来，委屈了的，首先是农民，然后就论到资本家。个中原因，意识形态根本不是主要的，决定命运的，是经济的铁律。

傲气雄鹰

　　自从伪自由主义盛行以来，在对历史的评价上，我们这里流行“大翻盘”，即，过去说好的，现在统统说不好就是了。现在的不少年轻人，对进城之前的中共，充满了蔑视，动不动叫一声“土八路”。似乎是一群乌合之众一不留神，就拿下了江山。但我不这样认为。在夺取政权的战争中，中共的武装人员，主体是农民确实不假，但中共从创建之始，其高、中层干部，却都是知识分子。应该说，这批知识分子，在当时是一批目标清晰、意志坚定、务实和非常懂策略的人。否则，数万之众怎么能从封闭的山沟里杀得出来？

　　十年前，我曾在南京宁海路一带徘徊，发现当年达官贵人的老宅院，至今仍保留着“文化积淀”，神韵犹在。这让我感叹不已：这样的一种优雅、富贵与权势，怎么可以想象，竟是被数千里之外一群赤脚烂衫的“泥腿子”给拿下的？仅仅说是依靠道义与人心，恐怕还不足以成事，其中，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的策略和严密的组织系统，可能才是制胜的法宝。

　　然而进城以后，情况大不相同。没有了强大的敌对力量，不需要再争取中间群众，没有谁再能制衡执政者了，也就是说，可以随心所欲了。所有的政令一出，全是一片叫好。过去需要小心争取的民众，现在则成了驯服臣民，过去直接影响战争力量消长的民意，现在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也没有通畅的渠道可以上达了。批评消失，颂歌盈耳，这种环境对执政者来说，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无限自由”的状态下，发令者最容易做蠢事，弄不好，会有塌天的大乱子。

　　建国之初，过去的民意基础非常牢固，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又给执政者增添了“救世”色彩。那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但在凯歌行进的同时，悲剧也同时在上演。几乎在军事行动基本结束的同时，中国就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群众运动”。我认为，这种超越法制，不要政策约束，在笼统含糊的号召下，以发动群众为手段造成巨大政治压力的大规模整肃运动，对我们民族心理的伤害，是最大的，远超过经济失误与文化控制。

　　在过去，发动群众，是陷蒋氏于汪洋大海的办法。而后来，几乎每一次的“群众运动”，伤害的都是自己人，是一大批本来已经表示真诚拥戴的民众。历史就这样令人不可琢磨：你说，一个牧羊人，为什么总要跟自己的羊群过不去呢？

　　从1950年起，就不断有思想文化界的“运动”，有的还要人人过关。比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要求批判崇美恐美思想，清除剥削阶级思想残余。这还仅仅是虚的，实际动作的也有，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这是一系列的清理旧社会基础的运动，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可质疑，但在法律之上的这种整肃，没有不超范围的。现在看来，其中的过火行为、扩大化、违反政策、冤案也是有的。不过一笔旧帐，无人再理会罢了。

　　在我看到的公开史料中，关于土改中农民群众的过激行为的记载很不少。在斗争地主分子的场合，常有群众要求将地主和富农分子当场打死。对这种失控状态，土改工作队在多大程度上能防范、制止、纠正？很难说清。历史的冤案或“扩大化”，往往对象是当时“公认的罪人”，是在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氛围下，才会大量发生。

　　本来，已经很驯顺的民族资本家阶级，不属于地主或国民党军政人员这类“旧社会基础”，完全可逃过一劫，并且起码可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内平安。但是，造化弄人，祸福不可说。“五星”中的这颗星，竟是解放后第一个遭难的。

　　遭难的背景是，在野党执了政，土包子进了城，有人会腐化。这是规律，毛泽东早就担心，在延安他就激赏郭沫若先生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怕共产党成了李自成，坐不长久，于是在这方面很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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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狂飙突起的运动，实际是两场并在一起的运动，发动时间前后仅仅相隔24天，结束于半年后的同一天。打击对象，一为党内腐败分子，一为民族资本家中的“五毒分子”。

　　我出生于195x年，这一年，风云突变，给我的一生留下终身的胎记。这一年的元旦，毛泽东号召：“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此为“三反”运动。从公开的文件与媒体上的舆论看，这个运动无可非议。一个缺乏有效制衡和廉政机制的权利结构，必然要发生贪污腐化，很难避免。其腐化的“冲动”与顽强，已不是道德力量、舆论力量与纪律法规可以束缚得住的，而且有普泛化和越演越烈的趋势。我们现在的人，应该非常能够理解，对于贪污腐化，不要说开展“三反”，就是开展“十反”、“八反”都是应该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反”是以什么方式来反？脱离了法律的框架，“反”会有什么样的伴生效应？

　　当时，整个政治机制的行动相当快，1月 4日，中共中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发布强硬指示，内容为： 限期（例如10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拖延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1月5日，周恩来因政务院实施新税制（公营、私营一律平等纳税）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认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违背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是周恩来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错误。于是，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说：“民族资产阶级有其进步的一面，还有其黑暗的一面”。这是在巨大压力下的一个表态，预示着中共与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关系开始发生本质变化。

　　9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作三反动员报告，明白提出了“运动”的宗旨，他说：“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也就是对资产阶级三年来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反攻”。这种定调，熟悉“胡风案”和“反右”运动的当代人，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官员的腐败问题，责任在资本家身上了。三年来民族资本家的“艳阳天”结束了，这颗曾经是“五星之一”的阶级，成了敌对的力量。

　　那么，官员的腐败到了何种程度，使得中共高层发了这样的雷霆之怒呢？情况在报告中有所涉及，大致如下：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用造假条子的方法，贪污7亿。铁道部卫生局副局长蔓焰与人合伙私买鸦片、私造吗啡50公斤。还有人民银行总行视察团到河南视察工作时，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用了二亿五千多万元的招待费，招待人员一百多人，用了一百多万元的炮台烟，和一千多斤苹果，一千六百多斤香蕉、梨、糖、瓜子。……贸易部去年向苏联订购治口蹄疫的药品“三”吨，由于拟稿者的官僚主义，误写成了“三百”吨，各级审稿、核稿、批准的负责干部，也不加思索，照例签名盖章，结果多买了二百九十七吨……财政部工程师夏茂如已自动坦白出五人集体贪污三亿四千万元，他一个人分了一亿一千万元。 此外，报告还特别提到1951年发现的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后来运动在高潮时，就拿他们两人祭了刀。讲话发布后，全国的国家机关，立即开展了三反运动，声势惊人。

　　打贪官，反贪污，看起来是经济领域的事情，实际是纯粹的政治斗争。内部出了问题，怀疑是敌人所为，这是战时的一个普遍思路。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和海南的“地下学联”冤案，都是这一思路的悲剧结果。这一次“三反”、“五反”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台湾不可能派人来搞腐蚀拉拢，于是，确定民族资本家中间的部分人是头号敌人，罪无可逃。1月26日，中共向全党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全国工商界立即开展了以打击资本家“五毒活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运动。

　　运动来势之猛，惊天动地。 2月1日，最高法院临时法庭在北京举行公审大会，判处畜产公司副处长薛昆山和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死刑。10日，遵照最高法院命令，河北法院组织临时法庭，公审贪污犯，由河北省广播电台向全省播放大会实况。河北法院临时法庭判处35岁的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37岁的副书记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两人毙命后，“五反”从大中城市迅速推向全国。资本家，人人都要过筛子。

　　既然是敌人，就要有“国人皆曰可杀”的罪证。 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奸商王康年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揭露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大量盗窃国家财产，骗取定货款旧人民币11亿元，而且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做投机生意。还有一些奸商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腐烂棉花，做成含有大量化脓菌、破伤风菌的救急包，还用坏牛肉做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饼干，用坏鸡蛋做蛋粉，以高价卖给志愿军。社论说：“这些奸商用志愿军的血喂肥了自己，在几乎使人不能置信的强盗式交易中，获得暴利。”为此，上海市长陈毅怒斥上海不法资本家是“五毒俱全”，“毒气熏天”。

　　公开史料，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样的罪行，触动了人们最原始的“正义感” 。成千上万淳朴的人民投书报社，称“五毒”资本家是“最可恨的人”。民族资本家，无论毒不毒，其形象一落千丈，几乎是人人喊打。

　　　　现在来阅读公开史料，看到的不过如此。说资本家“吸血”、“残忍”、“没良心”，一点都不冤枉。“五反”打压了一下资本家，也是天经地义的，非常符合民意。但是，这些“罪证”的可靠性与运动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其中，有一些是禁不起“钩沉”的。

　　如果我们把帷幕拉开一角，就会大吃一惊：原来后来“反右”、“文革”的运动模式、思维方式与“斗争方法”，在“三反”、“五反”中，全有端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有“五反”，后就必然有“文革”。在“三反”、“五反”中，某些工作队表现出来的粗暴，违法和非理性，很难让人把他们与进城时的文明之师“老八路”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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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史料。从1952年的1月9日到当年的6月30日，“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整整半年，其间，“有900万人投入运动，其中有贪污行为和占小便宜的，占总人数的24%，经最后核实定案并给各种处分的，占总人数的4.5%。”这里所说的“900万人投入运动”，我不能详解其意，撰稿人在这里似乎有点皮里阳秋，我分析当时参加运动的应该是全国人民，即使农村人不参加，老人孩子、家庭妇女去掉，也得有几千万人参加运动，怎么可能才区区“900万人”？这大概是指，有900万人被过了筛子，接受了严厉的审查或批斗。其中有涉及经济问题的官员，也有民族资本家，如果各占一半的话，那么，就有400多万资本家“接受了考验”。

　　还有，关于运动结束的日期，也另有一个说法，即——“1952年4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10月党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那么运动应是结束于10月份。

　　可是关于上海市“三反”、“五反”的结束日期，又有如下记载——“至1952年7月19～21日，上海市政府和市协商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宣布“三反”、“五反”运动结束。”

　　我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深感历史的错综复杂，仅仅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运动结束日期，就没有统一的说法，那么具体的历史进程，就更不能一语概括了。

　　这场大火是怎样引到资本家身上的呢，这一点倒是有据可查。毛泽东在《元旦祝词》中发指示，要求“三反”，那时“三反”已是大势所趋，只不过需要一个权威声音来显示决心罢了。早在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这是个一般性的运动，可是此运动一展开，揭了出大量的贪污盗窃问题，这类问题，又查明党政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者难辞其咎。因此，中共在1951年12月1日和8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还特别强调了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

　　1月4日的“限期令”下达后，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宣称“民族资本家也有黑暗的一面”，那是在一个题为《“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中提到的。他的报告，主要的用意，还是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

　　到此，正式的“三反”不过才几天，但是，激进革命家自法国大革命起就有的“斗争”特色就显现出来了。据史料记载，“一些单位陆续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于1月5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而读到这里，我很犯糊涂——私人工商业者的企业或产业，都是自己的，那么何来贪污？难道是自己贪污自己？

　　估计情况是，在解放前的一些企业中，“蒋、宋、孔”等家族，与国民党的大小官僚有一些股本在里面。政权易手后，股本是无法撤走的，遂被中共接管，这部分官僚股本成了新中国的国家股本，是为“公股”。由政府派出“公股代表”常驻企业，与企业主“共同商量工作”。企业的主导权，还是原资本家的。所有制结构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指的就是这一块。那么，在这种合营前提下，资本家就有可能利用管理权上下其手，搞点贪污，少给公股分红。事情是否如此，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时，“资本家违法或行贿——官员贪污”的因果链，已经形成。高层对这样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的分析判断与应对决策，从前后日期看，大概仅有约10天时间。这确实战时遗留下来的习惯，即“兵贵神速”。

　　但“三反”、“五反”毕竟不是打仗，资本家阶级也不是国民党军。这样一声号令，万炮齐发的运动形式；这样以宣传舆论影响老百姓的判断能力；以“限期发动，不动就撤”的空前严厉命令下达任务，其结果，会是怎样？

　　我只知道，老子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为何治理大国要小心翼翼？老子没说，只是给了结论。可是，我们往往忽视古人的智慧。近代以来，国家因积弱日久，从清末的士大夫，到革命家，到人民群众，无不有一种急躁情绪，企求“毕其功于一役”、“天翻地覆”。在我们当代的汉语里，又多少关于“快”的词组、成语、俗语，在高频率地被使用。“加快步伐”、“一年大变样”之类的政绩口号，直到现在还很有生命力，成了官员的常用语。可是，我们真的因此走得更快一些了吗？不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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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社会，按职业特色、社会分工、收入水平、文化习俗分为若干阶层，或者叫做阶级，这在文明社会里是不可避免的。阶级的消亡，也就是老祖宗所设想的，一个人既能当钢琴师、又能当建筑工人的理想社会，能否实现，现在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且不去探讨。现在要说的是，社会有了阶级，就会有一些不平等，这也没有办法，因为社会不可能把最好的机会给予所有的人。“文革”曾经标榜要“缩小三大差别”，其中之一，就是缩小阶级差别。但其举措，直闹到天怨人怒，没有多少人愿意再去尝试了。

　　那么，我们在承认阶级是暂时消亡不了的情况下，最好的“缩小阶级差别”的方法，应该是提倡互相尊重，搞“阶级调和”。如果把某一个阶级宣布为敌人、劣等人、低贱的人，而把另外某一个阶级美化为神圣的人、高尚的人、没有瑕疵的人，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充满怨恨、仇视和歧视。结果就是一部分人的幸福与尊严，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屈辱和痛苦之上。对一个公民的社会评价，不是以他本人的业绩、能力、道德水准和守法情况为依据，而是根据他出身于什么阶级。这种看问题方法，拿到现在来，人人都会耻笑。但是，我们过去就曾经有过。

　　其实，在同一个阶级里，既有良民，也有道德败坏者甚至犯罪分子，这不奇怪。俗话说：“龙生九子，各个不同。”何况是有思想意识的人？评价一个阶级，不能简单化。当然，某些阶级或阶层的人，经济、文化地位不高，全社会都有责任去帮助他们提高。但是如果把他们神圣化，那就无异于埋下了其他阶级总有一天要为此无辜受难的伏笔。现在，在网上，“民工兄弟”就是一个被神圣化了的阶层。我就不主张这样，我只愿意具体地去谈论关于他们的处境与待遇。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民族资本家阶级从一个整体上被“妖魔化”，列为地主、帝国主义势力、官僚主义资本主义消亡以后的“头号敌人”，这个阶级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记得那时小孩子也会唱“社会主义好”，里面有一句是“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还曾看见附近科学研究所里的大人们在挥舞用被面做的大旗轰麻雀。还有就是，在露天电影场，《咱们村里的年轻人》放了不知多少场。而“三反”、“五反”开始时，我还在母腹之中，因此我不可能有亲身见闻之类来满足大家。

　　谈到”三反”、“五反”的成果，从公开的史料里看，一般是这样说的——“三反”、“五反”运动狠狠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和蜕化变质分子，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纯洁了党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