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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内阁部长Josh Frydenberg 和工党上升之星Ed Husic 长期以来互相支持。 当Husic 因为手按可兰经宣誓入职受到批评时，Frydenberg 在广播上捍卫他。几年后当自由党内有人认为 Frydenberg有国籍问题时，Husic公开说让他们管好自己的事。 这两人都知道与众不同是什么滋味。  Husic是1960年代来澳的波斯尼亚移民的儿子，而Frydenberg则是逃离种族灭绝的犹太人的孩子。有很多澳洲人 - 但并不是那么多政客 - 有着和他们类似的背景。 当KAP参议员安宁 （ Fraser Anning ）表扬白澳政策并呼吁以公投作为“移民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时，这两位议员都清楚他们必须回应。 他们都不知道回应会以朝野两党共同拒绝安宁的讲话的形式出现，在一个罕见的政治和议会的自觉自发中，联盟党，工党，绿党和独立议员一致谴责安宁的讲话，并支持非歧视性的移民政策。 Husic的演讲广受赞誉。 “我经常难以相信我会站在这儿。有些情况下对手甚至队友可能会同意这样的陈述。” Husic 以一贯的自嘲和清晰说道。 “我难以相信我能站在这儿的原因是我的父母生于贫困。我到波斯尼亚乡下我母亲的家乡，去了她幼时住的房子，可能不比这点面积大，但是住了八个人。而我父亲的家乡也差不多。。。他们在60年代末来到澳洲，而澳洲打开了门允许我们有机会来这儿。” 在这场即兴演讲结束后， Frydenberg 从议会的一边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走向Husic. 而Husic也已经迈开了步子。两人在议会的中心相遇并拥抱在一起。  这张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对那些被安宁的讲话震惊并深感悲伤的人而言，这是一个让他们精神为之一振的快乐的感叹号。 “这是一个个人的演讲，触及心灵。” Frydenberg这么评论他朋友的讲话。而且他承认当工党议员Anne Aly作为首位女性穆斯林当选为联邦议员时，他也激动地流泪了。 周三在议会大厦里的还有Frydenberg的父母。他们好几年没来议会了。 Frydenberg的母亲Erica于1943年生于布达佩斯，曾经一度被关在那里的犹太区，后来和家人一起逃脱了种族灭绝。他们先住在难民营里，后来得以在1950年来到澳洲。他的父亲Harry的父母是波兰人，他们在二战前就离开了反犹太主义抬头的家乡。 Frydenberg的一位姨祖母的手臂上纹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犯人号。 周三下午 Frydenberg,他的父母以及Husic一起在他的部长办公室里喝茶。 Erica 和 Harry 告诉他们儿子以及他的朋友有很多人联系了他们，表扬Husic的演讲。 没人提到安宁的名字。 周四当Husic和 Frydenberg 接受Fairfax媒体采访时也没有提那个名字。 他们对诸如一国党和KAP等政党传播，并由部分媒体煽风点火的分裂性的种族主义信息感到恼火。 他们都希望有一天不必再驳斥关于穆斯林，犹太人以及任何成员看上去不像是白人的其他族群的谎言。 如果在粗暴的政治世界中，两位来自对立党派的议员可以成为朋友，那么其他人求同存异也不是那么难吧。 “如果我们做得到，为什么社区其他人做不到？”Frydenberg 叹道。 “周三我最开心的事是人们自发联合起来展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Husic说。 “如果（安宁的讲话）旨在让人们分裂，那么结果适得其反。” https://www.theage.com.au/politics/federal/if-we-can-do-it-why-can-t-the-rest-of-the-country-inside-parliament-s-unlikely-friendship-20180816-p4zxut.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