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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来看，安宁（Fraser Anning）在议会里使用“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的字眼有两个可能的解释。 第一个是他对于这个词背后的历史重要性及其同纳粹统治的关系的无知。 第二个则更罪恶 - 对于已经在澳洲社会中暗流涌动的种族主义而言，这是一种狗哨政治。（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也称使用隐语，指一种政治手段或政治演讲，在看似面向普通大众的一般信息中加入针对特殊人群的隐性信息）  鉴于安宁参议员在演讲后，拒绝撤回他的措辞，那么这让第二条解释更说得通。 对于那些对这个词产生的历史背景不熟悉的人，“最终解决方案”是从1933年希特勒和他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 即纳粹党当选开始的一段充斥着谋杀的历史时期的高潮。 纳粹一开始以一连串法律把特定人群排除在社会之外 - 犹太人，同性恋，精神病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等等。 这些法律对这些人的就业，旅行能力，为政府工作的权利，你能和谁结婚不能和谁结婚，你是否可以有孩子，以及谁能去德国，都有特定的规定。 而这些都伴随以公然的欺凌和骚扰，攻击，盗窃，财产破坏，监狱和集中营中的监禁，奴役，强奸和谋杀 - 所有这些都变得更加容易，因为这些人被合法排除在社会之外。  奥斯威辛集中营提醒着人们另一个“最终解决方案” - 纳粹种族灭绝 这些努力无法解决“犹太人问题”，以及其他被排斥的群体的问题。 在1940年代中期直到战争结束，“最终解决方案”包括对几百万人工业化的屠杀，又称种族灭绝。 安宁呼吁白澳政策的回归是不当的。白澳政策本身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种族理论有相同的精神来源。 澳洲执行了70年的白澳政策对我们而言是一种耻辱；一代人已经前行，而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白澳政策废除后都支持多元文化。 议会是政治想法的论坛 - 测试这样的想法，并说服民选的代表这些想法具有价值。 而要当选为这样的代表，来自各行各业的候选人们则需要说服选民来支持他们。 安宁在后一条上是未经验证的，他在参议院的席位是因为前一国党参议员Malcolm Roberts因为国籍问题失去资格而填补的。 在2016年的选举中仅获得19票的安宁实际上触发了小党派的变化莫测和支持来确保自己的位置。 不管他是如何上位的，他现在处于一个强有力的位置 - 通过他的参议院席位他能对广大社区发出更响的声音。  我们需要想想安宁的诉求。 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设定了政治辩论的规则。 成功的演讲者需要理性诉求（一个支持行动号召的逻辑论证），情感诉求（演讲者与其观众之间的同理心联系）和人品诉求（一种不受政治机会主义要求的流动性和影响的道德立场）。 不幸的是我们推测安宁参议员认为他三者都占全了。 事实上，他的说辞有受众，但是规模比他想象的小得多。 他的最终解决方案没有和以下这些人建立情感联系：大多数非白人；大多数同性恋；不仅是纳粹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和幸存者的亲友，还有卢旺达种族灭绝，柬埔寨的杀戮，波斯尼亚的恐怖战争罪行；以及所有对任意特定群体的屠杀的幸存者和他们的亲友。 他的理性诉求也失败了：澳洲在经济和文化上受益于多元和包容的社会 - 澳洲并不完美，但是问问自己，除了澳洲你还想住在哪？ 至于安宁参议员的人品诉求，我怀疑那到底会不会受到政治机会主义的要求的流动性的影响。 但是他的人品不是我们要担忧的问题。我们面临的危险是任何政府都可能会为了获得法案通过，使出政治权宜之计，以过高的代价争取像安宁以及参议院内其他小党派的极端主义者的支持。 所以所有的澳洲人都得自问：我们是否要一个具有讽刺的意义的通过一个基于种族的（那就是宪法第44条）法律进入议会的政客煽动的基于种族的法律？ 进一步的问题是，是否时光已经模糊了历史的教训，以至于澳洲社会的任何一部分 - 尤其那些安宁吸引的人，他们的前辈也曾为了终结纳粹主义战斗过，牺牲过- 无法理解这样的背景下的“最终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作者Adam Masters博士目前在澳洲国立大学教授一门关于种族灭绝的本科课程。他和 John Uhr教授一起联合撰写了《领导表现与政治修辞》一书。 http://www.abc.net.au/news/2018- ... ous-threat/101233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