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播音人 ──宋庆勤

Sameway

采访／撰文：王素娟

照片由被访者提供

在SBS特别服务广播电台担任广播员的宋庆勤，《同路人》的读者应不感陌生，他每期在本刊撰写文章，评论时事，月旦人物。在咪高峰前，宋庆勤总是表现得充满自信，好像所有问题都在他掌控之内，你可曾想象，他曾经十分自卑，连自的名字也不敢大声说出来的男子？

在香港出生的宋庆勤不讳言母亲管教甚严，「藤条炆猪肉」是家常便饭，最后一次被母亲严刑侍候，是十六岁那年，已忘了是甚么事由令母亲出动家法，但已长得高大的宋庆勤一掌把书桌的玻璃打碎，才令母亲惊觉「不打不成才」这一招已经失效。宋庆勤形容自己以前没有主见，是极度自卑的人，甚至很怕对人说自己的名字是「宋庆勤」，他分析是因为童年时代母亲管教太严所导致。
虽然宋庆勤的家境不算大富大贵，但仍有能力供他在七十年代前赴加拿大升读大学，而且是修读一般人认为「无钱途」的社会学及社会学，让他有机会探究人生、哲学及宗教等问题。八十年代初毕业后回港，他也没有甚么事业目标，既没有甚么专业资格，最容易找的便是教书工作，不久在秀荗坪一中学当起英语教师来。那年代，秀荗坪是香港人口中的「红番区」，区内有些学生更是有黑社会背景的。他说：「校长对我的要求不高，只要镇得住那群学生，不会发生学生闹事或打斗等令学校有负面新闻见报便可，学生成绩如何尚属其次，所以这份工纯是混饭吃。」
六四事件促成移民决定
宋庆勤便在这所学校安顿下来，直至八九年发生六四事件，才迫使他思考前途问题：「六四事件犹如晴天霹雳，我也开始问自己：九七年后继续在香港教英语仍有前途吗？学校会否变成共产党教育下一代的工具？会否有位党委书记在学校坐阵，指导我该怎样教？该教些甚么？我只想在思维上有些空间，而且那时我已结婚，也准备有孩子，我和太太实在不想孩子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结果宋庆勤也加入了移民大军，加拿大、新加坡及澳洲等热门国家，通通都在他考虑。因为小姨早移居墨尔本，既然有亲人当「盲公竹」，宋庆勤夫妇便顺理成章选择移居墨尔本，结束十年的教师生涯。
1992年下旬来到墨尔本后，宋庆勤无意重拾教鞭，也想生活有些改变，左思右量，决定到Deakin大学修读翻译，认识了一位正在SBS工作的员工，更得到在SBS实习的机会，毕业后获SBS以兼职形式聘用，主持旅游节目，后来适逢SBS扩张广东话组，又有同事离职，他在1995年转为全职员工，一干便是十三年，但这十多年来，他再也不能混饭吃了。如无意外，这将是他人生最后一份全职工作。
从播音工作中重建自信
他说：「当上广播员后，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有听众注意，你可能想不到有些听众真是很细心的，这也是令我重建自信。」广播员的工作助他开拓社会接触面，也迫使他尽力做到最好，至少要过到自己那一关，同时也助他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份，重建自信心。
在播音人的生涯中的其中一件难忘事，是1998年首次主持世界杯。宋庆勤忆述说：「我一个人当主持评论直播的足球比赛，我事前已搜集了大批资料，准备翌日那场赛事之用，但谁知翌日赛事临时有调动，电视台直播了另一场比赛，我手上完全没有资料，便要做现场评述，结果却能顺利完成，而且过程中，我做得十分过瘾，我表现出很有信心地完成直播。」
不过，他也不时遇到一些「可疑」听众来电，详细列举他的言论和所发表的日期，然后质疑他居心叵测或恶意攻击中国政府等，他说：「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他们会这么清楚我的言论？而且听他们说话的口气，不太像是我的听众，因为交谈中，双方一点交流也没有。」
回想当年下定决心移民，是出于对共产党的恐惧，但香港回归十一年，宋庆勤所担心的情况，暂时仍没有在香港出现，问及有否后悔移民的决定，他断然说：「没有。我在香港生活时觉得香港人很没有礼貌，现在成熟了，知道他们不是没礼貌，而是过份追求效率，人变成只是一件对象，十分非人化。举例说，我拿澳洲的车牌在香港要更换车牌，到运输署的询问处一问，服务员便立即告诉你：三号窗。我在澳洲，转了几个窗口，才有人肯定告诉你可以，然后又转一大圈才知道怎样办理。虽然澳洲的非人化指数也在上升，但始终仍维持纯朴的一面，虽然当年移民是出于一个美丽的误会，但我觉得澳洲的生活较适合我。」

「再培训」学习如何当父亲
在访问中，宋庆勤多次提及是母亲管教太严，令他成长过程中失去自信心，原以为他会以此为戒，用另一套的方法教育两名儿子，结果却是另一回事。宋庆勤形容自己是一位「相当不成功的父亲」，孩子年幼时，他仍沿用了孩子犯错便打的方法，当然不会打到十六岁，但长子步入青春期，两父子的关系便变得愈来愈差，太太也不认同他的教导方式，夫妻间因而也有磨擦，儿子又觉得妈妈支持他，经历了四、五年的「家嘈屋闭」日子，结果宋庆勤要「再培训」，接受家庭辅导，重新学习如何当父亲。

他的长子Augustine已十八岁，是应届维州高中会考生，宋庆勤坦言，用了数年时间，才能改变到自己，适应用朋友的方式和Augustine相处：「我不能再说：『我是你父亲，你要听我的！我是为你好！』我给他的忠告，只能以朋友的身份提出，他是否接纳，由他自己决定，例如日前我见有点冷，他还穿短袖衫，我便说：多穿件衣服吧！他的回应是：『Don’ttell me what to do. （不用你告诉我该怎样做。）』换了是以前的我，定会暴跳如雷，其实当时我也有点动气，但看看他，他是笑笑口地说，而且说罢继续看电视，可能这就是他和同辈说话的方式，若我坚持要以我的方式对话，大家便会发生冲突。」

他又举例说，儿子淋浴的时间很长，至少十多分钟，在墨尔本严重干旱的情况下，他便着儿子响应政府呼吁，把淋浴时间缩减至四分钟，当儿子淋浴时间达十分钟，他便不时大力敲打浴室门提醒儿子已「超时」，儿子当然是老大不高兴，觉得这是他的权利，结果他要调较对策，轻声敲门提醒他，以怀柔手法希望儿子改变，他说：「他们的成长背景和我的不一样，他们很独立，和父母的关系也很讲求自己的权利。但我以前，遇到儿子不听话时，便条件反射地把母亲那套搬出来。」

经过这两年的调较过程，父子关系已大有改善。他和Augustine也会讨论一些政治及社会议题，以前为说服儿子接纳他的观点，两父子会争辩得面红耳热，「现在我会接受如期尝试说服他，不如只清楚说明我的立场，希望能像种子般种下他的心田，待他日后成长，再考虑我的观点是否正确，有否道理。」

至于幼子Jeremy，或少时见兄长和父亲经常有冲突，加上他的性情较豪爽，他懂得避免和父亲正面冲突，Jeremy自然成了宋庆勤心中的可人儿。虽然他也尚未开始用和朋友方式和十五岁的Jeremy相处，但已先叮嘱Jeremy：「以后不要再叫我Shutup! 或idiot，我会不开心的。」

[ 本帖最后由 Sameway 于 2008-11-3 11:1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