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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IVF 的澳洲女性的人数前所未有的多，但是我们能责怪她们吗？女性延迟生育是因为社会让女性做一个母亲越来越难，Amy Gray写道。 IVF行业欣欣向荣，更多的夫妇支付几万元，使用高度侵入性而成功率又低的方法试图怀孕。 很多这样的夫妇年纪都比较大，ABC的四角方圆节目本周披露在过去10年中，年过40岁做 IVF的女性的数目几乎翻了三倍。 这和女性初为人母的数据一致，现在澳洲女性第一次做妈妈的年龄在30-34岁之间，而45-49才初为人母的人数也在剧增。 IVF行业对于这样年纪较大寻求治疗的女性有一个专用的词：“社会性不育”。 这个标签告诉我们女性延迟生育是因为社会让女性不管在什么年纪选择生育都是一件难事。 很自然女性要等到条件都合适时才怀孕-稳定的关系，收入，加上房子和工作保障 - 但是这些条件永远都不会完美，因为女性在社会中没有被平等对待。 女性在职场中本来就比男性受到更多歧视，加上生育问题的话就更复杂了。  每年11万女性遭遇生育歧视 澳洲人权委员会说澳洲每年有11万女性遭遇怀孕歧视：一旦怀孕，很多人面临降职，中止合同，还有人拿不到应有的假期或者被裁。 当她们成为母亲后，歧视继续，雇主强调不灵活的上班时间，阻止她们的职业发展，导致收入下降或缺乏保障。 收入又影响了托儿补贴不够托儿费用，以及房价无可企及的危机中的高额房贷的支付能力。 英国孕期咨询服务的2015年报告说有42%的女性感到在当前的经济气候中更不可能怀孕了。她们主要担心的是事业，财务以及住房的可负担性。 身为人母的女性也遭到社会歧视。男性可以兼顾身为人父以及独立个体的身份，女性则没有这么幸运。一般预期是女性为照顾孩子牺牲自我，并花很多时间做无薪的家务。 实际上，经合组织的调查发现澳洲女性做的家务是男性的两倍之多。 能怪女性延迟生育吗？ 所以女性为了永远得不到的工作保障延迟生育，追求她们永远得不到的高收入来支付她们付不起的托儿和房贷，而其中的一半好处还为她们的伴侣分享。所以我们能怪她们延迟生育吗？ 四角方圆调查发现 IVF每年耗资Medicare 2.5亿澳元，业内外认识称诊所没有告诉女性 IVF的低成功率，以及她们可能用侵入性较轻（但是政府补贴不多）的方法来怀孕。 生殖专家 Geeta Nargund医生最近 告诉英国媒体说学校里的女生应该接受生育期有限的教育，建议她们在30岁之前生孩子。 而英国生育协会的Adam Balen教授也倡导进行更多的生育教育，因为女性“因为社会压力，想要事业，经济弱势。。。。缺乏男性承诺”而延迟怀孕，但不了解延迟的坏处。 但是英国孕期咨询服务的2015年报告说女性们非常清楚延迟怀孕的风险，但是为了减少不公平待遇还是决定延迟。 社会可真喜欢告诉女性该做什么啊，而男性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没人要求男性早些开始为人父，要求男性在学校里接受更多的生育教育，学习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中身兼多职，或者当心他们的生理时钟。没人责备男性保持自我，因为这已经是默认，而女性则需苦苦挣扎。 沉迷在女性的生育选择中却又不把男性牵扯进来意味着我们仍然喜欢告诉女性该怎么对待她们的身体，并提醒她们可以为社会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生娃。 社会性不育这个词意味着怀孕已经是个社会问题，但是现在所做所为不过是治标，而不是治本。 如果我们想要治愈社会性不育，那么先去治治歧视这个病吧。  http://www.abc.net.au/news/2016-05-31/social-infertility-blame-women-ivf-pregnancy/7461904 |
